当前我国物价形势表现为消费领域价格涨幅较低、生产领域价格持续下降的特征，虽然没有发生全面通货紧缩，但整体通货紧缩压力在加大。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前期货币政策偏紧和新的商业模式是当前通货紧缩压力加大的主要原因。对通货紧缩风险不能掉以轻心，应从价格改革、财政货币、收入分配、需求刺激和产业政策等方面提前做好政策储备和预案。

一、对当前通货紧缩压力的基本判断

1.通货紧缩的界定及判断标准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通货紧缩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通货紧缩的本质特征是价格水平的普遍和持续下降。考虑到我国当前仍处于中高速发展阶段，将1%作为通货紧缩的预警阈值是合适的。度量通货紧缩的指标主要有GDP平减指数、CPI和PPI，由于GDP平减指数缺乏月度数据，与PPI相比，CPI与居民的生活联系更为密切，因此，通常选择CPI同比涨幅作为通货紧缩的度量指标。综上分析，如果我国CPI同比涨幅低于1%且持续6个月以上，就认为是通货紧缩。

2.我国通货紧缩压力持续加大

3月份，CPI同比上涨1.4%，略高于1%，但同比涨幅依然较低。截止到3月份，PPI连续37个月下降，下降持续时间创改革开放以来最长。PPI同比持续下降，对生产、销售、利润、投资、税收、就业和收入产生紧缩效应，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对价格产生挤压，加大价格下行压力。初步预测，2015年，CPI同比上涨1.2%左右，其中，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分别为0.4和0.8个百分点；PPI下降3.5%左右，其中，翘尾和新降价因素将分别导致PPI下降1.9和1.6个百分点。虽然PPI持续下降，但也应关注资金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市带来的资产价格波动。基于以上分析判断，2015年我国发生全面通货紧缩的概率较小，但通货紧缩的压力将加大，为了避免经济内在自我收缩机制不断强化，应加大宏观政策的调控力度，做好防范通货紧缩的政策预案。

二、我国通货紧缩压力加大的原因分析

我国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由亚洲金融危机引起，2009年的通货紧缩由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目前面临通货紧缩压力的原因更为复杂，既有国际需求下降和大宗商品价格下滑的原因，更有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的原因。

1.总需求不足是我国通货紧缩压力加大的根本原因

消费需求不足。201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为2003年以来最低增速。消费需求不足既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收入分配方面的原因。制度方面，我国对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导致消费者将大量的收入用于购买住房和子女教育，抑制了消费的增长。收入方面：第一，居民收入增速不高制约消费增长。在2010年之前的大部分年份我国居民的收入增速都低于GDP增速，2011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下了一个台阶，居民收入增速略超GDP增速，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仍低于GDP增速。第二，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制约消费增长。我国的基尼系数较高，虽然近年来有所下降，但2014年仍为0.469，明显高于国际警戒线。第三，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制约消费增长。1990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约为53.4%，2007年降到最低点，2012年该比重为45.6%。

投资需求不足。2008年至2011年，在应对金融危机政策的强力拉动下，我国投资快速增长，投资总额明显增加，总量的快速增加制约了后期的投资增速。2012年以来我国投资增速开始下台阶，201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15.3%，比2013年低4个百分点，创2002年以来最低增速。从房地产、制造业和基础设施三大主要投资构成看，未来投资增速仍将稳步回落。近年来由于房地产市场处于调整期，库存较大，市场需求疲软导致销售低迷，未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继续下台阶。制造业投资受产能普遍过剩和企业经济效益下滑的影响难以快速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受地方政府债务的限制增长空间也有限。因此，未来投资增速将维持中速增长态势，进入新的增长平台，难以回到前几年20%以上的高增速阶段。

外需疲软。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率和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幅下降，制约了我国出口增长。金融危机期间主要经济体都推出了经济刺激计划，但目前世界经济仍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2013年世界经济增长3.3%，比危机前的2007年低2.4个百分点；2013年全球商品出口额增长2.5%，比2007年下降3.5个百分点，2013年全球商品进口额增长2.0%，比2007年低4.0个百分点。由于世界经济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加之近年来贸易摩擦加大，竞争加剧，我国外贸增速连续五年呈下降态势，2014年我国出口增长6.1%，增速比危机前的2007年下降19.9个百分点；2014年我国进口仅增长0.5%，明显低于危机前20%左右的增速，比2013年低6.7个百分点。进口增速下降预示国内需求疲软，当前的贸易顺差更多地是衰退性顺差。

2.产能过剩是通货紧缩压力加大的结构性原因

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具有普遍性，并由传统行业向新兴行业蔓延，是前期投资过度的结果。传统产业中的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平板玻璃、石化、家电等行业存在产能过剩，部分行业出现长期性和绝对的过剩。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存在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是反映产能利用情况最为直接的指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我国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仅为78.2%，部分行业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5%以下。2014年我国粗钢产能11.6亿吨左右，产能利用率仅为70.7%，产能过剩达到3.5亿吨；全国电解铝产能为2700万吨，产能利用率为74.1%。我国风电设备产能3000-3500万千瓦，产量只有1800万千瓦，产能利用率低于60%；我国太阳能光伏电池产能占全球的60%，利用率更低。除产能利用率外，利润总额增速、产品价格等指标可作为考察产能过剩程度变化的辅助性指标。2014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仅增长3.3%，比2012年和2013年分别低2.0和8.9个百分点。截止到2015年3月份，PPI同比连续37个月下降，是供需失衡的重要表现。因此，从产能利用率和一些相关指标看，我国当前产能利用率偏低，产能过剩相当严重。

3.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强化了通货紧缩压力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为降低失业率、促进经济增长都出台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国际原油价格由2009年底每桶70余美元快速上涨至每桶100美元以上，2014年末已经基本回落至50余美元/桶以下。去年原油价格的下降是价格回归常态的正常表现，以后较长时间内国际原油价格都将难以回到100美元/桶以上。除原油外，铁矿石等初级产品的价格也出现大幅下降，向常态回归。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的影响下，我国的PPI由2014年的下降1.9%快速扩大至2015年1-3月的下降4.6%，增加了我国的输入性通货紧缩压力。据模型测算，2014年国际原油、铜、铁矿石和大豆等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导致我国PPI下降0.9个百分点，占PPI全年降幅的47.4%。

4.前期货币政策偏紧为通货紧缩创造了货币条件

2010年下半年至2012年一季度，我国物价涨幅较高，人民银行开始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导致货币政策相对偏紧。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经过多次上调，由2008年底的2.25%上升至2011年7月的3.5%，并维持到2012年6月。人民币贷款平均加权利率2011年三季度上升至8.06%高位后逐步缓慢下降，到2014年底人民币贷款平均加权利率仍为6.77%。2010年初至2011年年中，我国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由14%上调至19.5%，目前依然维持在17.5%；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由16%上调至21.5%，目前依然维持在19.5%的高水平。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高水平，相对较高的贷款利率和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制约了贷款需求和商业银行的贷款投放能力。

5.新的商业模式比例上升降低了商品价格

与互联网有关的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快速发展，是CPI下降的因素之一。2014年全年网上零售额27898亿元，同比增长49.7%，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6%，比2013年提高2.8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单位网上零售额4400亿元，增长56.2%。由于网上商品和服务的成本比实体店低，价格也相对更便宜，其销售比例上升带动了整体商品价格的下降。

三、防范通货紧缩压力加大的政策建议

通货紧缩的防范和治理主要包括价格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收入分配政策、需求刺激政策和相关的产业政策等。

1.抓住当前的有利契机，积极推进价格改革

2015年物价调控目标定为3%，为价格改革预留了一定的空间。第一，落实阶梯水价和阶梯气价政策，可对产能过剩行业实行严格的差别化电价水价政策、利用价格杠杆淘汰落后产能发挥重要调节作用，并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价格形成机制。第二，加快征收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清除煤炭等资源能源行业的各种不合理收费，推进环保和公共服务等领域价格改革。第三，完善天然气发电价格形成机制，将天然气按“市场回值法”的定价机制推广到用气大的省市；启动农业用水价格改革试点，适当扩大棉花和大豆目标价格试点范围，适时开展玉米等其它农产品目标价格试点，将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缩短至5个工作日，使成品油价格更加符合市场规律。

2.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

第一，适当扩大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和置换存量债务债券发行规模，完善企业设备加速折旧的税收优惠政策，扩大地方政府性债务自发自还改革试点。加大对中小企业的税收减免和优惠力度，将中小企业税收起征点由月营业额2万元提高至10-20万元，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范围，适当提高地方政府的增值税收入，加快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进一步提高对应的费用扣除标准、相应扩大低税率的适用范围。第二，加大财政对教育、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和重大装备制造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试点发行市政债，在信用评级等相应的配套条件完善后，逐步向全国推广市政债。第三，货币政策总体上应坚持松紧适度的原则，在政策操作上应把握中性偏松的基调，货币供应增速保持在12%以上，强化全社会融资总量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其增长率与名义GDP增速相当，继续适当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适度贬值。

3.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培育中等收入阶层

第一，采取有差别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培育广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立足于实质性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方式应该加大对低收入阶层的教育和培训投入，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对高收入阶层应对非生产性财产开征遗产税、财产税等税种。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注重培育广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促进这一阶层的消费需求。第二，加快推进以提供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政府转型，建立起与发展阶段相应的、以公平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通过公平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逐步缩小城乡、地区、行业和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尽快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责分工。从人力资本建设、就业创业等方面入手，全方位、实质性地促进横向和纵向社会流动，提高社会机会均等程度。第三，稳步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当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石化等行业基本被中央企业所垄断，民营企业难以进入这些行业，因此，这些行业都存在较高的垄断利润，目前应稳步提高中央企业利润上缴比例，用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4.挖掘需求潜力，扩大内需和外贸

第一，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加快落实收入分配改革指导意见，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理顺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收入分配关系；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释放其消费潜力；大力培育信息消费、环保消费和社区消费等新的消费增长点。第二，充分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继续支持铁路、市政等基础设施和环保、保障房建设等重点领域投资；加大对油气资源勘探和开采、储运设施的投资；放宽准入，改善环境，推动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引入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外部投资者。第三，积极拓展外需，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促进从组装加工为主向研发、设计等价值链高端延伸。大力发展外包服务，提高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推动商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鼓励企业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尤其是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

5.积极淘汰落后产能，化解通货紧缩的供给压力

第一，建立产能利用率评估和预警制度，改革产业调控思路。将现行企业统计、景气指数分析与产能利用率评价结合起来，逐步建立起统一的行业产能过剩评估指标体系和预警系统；弱化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冲动，改革考核方式。把经济发展质量、能源资源消耗和人文发展情况等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考核指标；优化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税分配，使地方政府的财力和事权相匹配，弱化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第二，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的兼并和重组，优化国有资本配置，支持地方国企的跨地区兼并重组，吸收民营企业参与国企重组。在财税分配方面，探索建立跨地区并购的所得税分成制度，企业兼并重组后，原纳税渠道不变。第三，加快过剩产能向海外转移步伐。要进一步鼓励中国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积极“走出去”，加大钢铁、电解铝等产能向外转移的力度，利用我国的资金和技术实现产能在国际范围的优化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