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改革的新时代,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机遇。主要包括科技创新引导经济转向增长新模式、区域发展新战略带来巨大的增长韧性、消费市场新变化奠定中长期经济增长基础、社会结构大转型带来发展新变化等。
一、科技创新引导经济转向增长新模式
科技创新是未来我国发展的国家战略,是提高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支撑。近些年,我国坚持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以科技创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较大进展。培育壮大了一批科技创新主体,加强了科技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强化了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优化科技创新发展政策环境。
整体科技发展水平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取得骄人成果。高技术研究及产业化方面实现重大突破。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正逐步推进。人类基因测序、纳米碳管和纳米新材料、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研究、微机电系统研究、南海大洋钻探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载人航天技术、运载火箭及卫星技术等航天高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两系法杂交水稻、基因工程药物、转基因动植物、重大疾病的相关基因测序和诊断治疗等技术的突破,使我国生物技术总体水平接近发达国家。
在未来十年,对国外技术的引进与模仿仍将起到重要作用。根据技术后发优势理论研究,对于我国来说,利用技术后发优势的科技发展战略有利于实现后发国技术进步和经济收敛。对外来技术的引进、模仿在技术进步中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这并不与自主创新战略相悖,恰当利用技术后发优势,吸取国际技术扩散成果,是自主创新的基础。
从更长远来看(未来二十年到三十五年),实现从以技术模仿为主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转变是我国创新机制的最主要转变。在这种转变中,技术差距和创新型人力资本构成比例决定了转变过程。创新性人力资本越雄厚,技术差距越小,自主创新的效率越高。对于我国来说,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丰裕度是保证我国在未来世界创新版图中占据有利位置的最关键因素。
在人力资本之外,在本国内部,区域技术分层发展也是我们的一大机遇。立足于我国的比较优势,利用技术后发优势驱动欠发达地区的技术追赶,充分发挥追赶效应。技术发达地区则立足于自主创新,在中短期内实现技术的有限赶超,在长期内实现特色赶超,立足于国情,在多个技术发展前沿实现突破。实施“世界带动东部,东部带动中西部,中心城市带动中小城市”的分层发展战略,最终达到国家整体科技创新的进步。
从世界科技进步的方向来看,无线、生物、数字化、纳米等新技术的发展很有可能引发新的产业革命。这些都将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难得机遇,为中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赶超提供历史性机遇。
二、发展新战略带来巨大的增长韧性
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为经济增长增加新引擎。应该说,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今后一段时间国内区域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而“一带一路”则是国际区域合作发展的重点战略。围绕三大战略不断出台新的区域经济政策,为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新活力,是中国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当然,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还将继续实施,达到新老规划共同发展。
(一)长江经济带蕴藏巨大发展动能
长江经济带是中国资源富集、经济集聚、城市密集的区域,人口规模和产业规模是经济开发和对外开放重要的市场腹地,具有非常强大的辐射能力和连锁推进能力。这是沿海开放之后,经济发展重点由沿海沿边向长江流域扩展的重大战略转移。
从生产力布局来看,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宏观区域开发的一级轴带和东西经济大“动脉”,横跨东、中、西三区,上、中、下游的经济实力在所属三大区域带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它从整体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影响力。
从要素禀赋来看,长江经济带各类资源优势所形成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潜能,是国内任何济带都无法比拟的。经济带的建设将带来沿长江的陆路、水路交通干线大范围的生产要素流动与交换,进而推动产业转移、深化产业分工,形成经济互动新格局。
从区位看,长江经济带具有沿海经济带所不同的区位功能。沿海经济带以外向为主,内向辐射不足。而长江经济带两个作用都具优势,并且以内向辐射最优。它将会在区域协调、产业协调等方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平衡作用。同时还要看到,东中西部的经济存在着梯度发展,也可能出现反梯度的跳跃式发展,长江经济带所经区域将可能首先出现发展的跳跃,成为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驱动力。
(二)京津冀带动核心区域发展
随着沿海经济区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沿海地区的要素成本在不断提高,产业向内陆转移的趋势正在加快,京津冀作为经济版图的核心区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城市群的作用来看,京津冀城市群作为我国首都城市群,在区位、经济实力、科研等方面具有特殊优势,产业基础雄厚,市场腹地广阔。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推进东中西互动,带动北方地区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新引擎,成为带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从区域经济升级来看,京津冀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方面互补性强,具有巨大的合作开发潜力,协同发展能够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创造条件支持和引导企业在区域内配置资源,充分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逐步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提升发展水平,实现转型升级。从环境保护角度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利于区域合作缓解人口资源环境压力,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总之,无论是长江经济带战略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都是在新形势下对中国区域发展的新定位,新规划,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为我国经济增长形成新的增长极,为今后一个时期保持全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消费市场新变化奠定中长期经济增长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收入持续提高为我国居民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消费率与发达国家甚至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有一定差距,还处于较低水平,但是我国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我国消费总规模已经在2013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第一大消费国美国。对于全球企业来说,中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已经成为保证企业盈利增长的重中之重。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居民开始迈入富裕生活,消费市场规模必将不断扩大,结构不断升级。深度挖掘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力,是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机遇之一是消费结构升级不断创造新的增长点。随着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消费结构必将逐步从温饱型向富裕型、发展型、享受型转变。从现在起到未来的五到十年,住房、汽车等耐用品消费仍将撑起消费市场的半边天,住房消费虽然即将度过消费最高峰,但是改善性需求、休闲性需求等仍将持续挖掘住房消费市场的深度。汽车消费虽然在短期内由于多种因素影响会有一定波动,但从中长期来看,我国居民的汽车消费需求仍会较为旺盛,最终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
如果从更长远来看,信息、文化、娱乐、教育、医疗等消费将逐步成为消费市场增长的主力军,人们对于休闲娱乐和自我发展的需求会不断旺盛,发展出小康之后更为富裕生活阶段的消费需求。这些消费将成为拉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机遇之二是农村消费市场启动将为消费发展开辟广大空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导致了消费市场规模存在很大差异。从整体上来看,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要滞后于城镇居民。
按照联合国的消费水平划分标准,我国城镇居民在1996年已经进入了小康阶段,农村居民则滞后四年,在2000年才迈入小康。在2000年,城镇居民开始进入富裕阶段,但是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滞后了十二年,在2012年才开始迈入同样阶段。由此可见,我国农村消费市场存在非常大的增长潜力。另一方面,过去十几年我国城镇化以非常快的速度在推进,但是实际质量却较低。进入城镇的农村居民仍然不能做到真正的市民化,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多方面与真正的市民存在非常大差距。如果能够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市民,那么首先能够直接提高他们的基本生活消费水平,其次能够提高其消费结构,提高消费倾向,增大对温饱型和富裕型消费的需求。
据测算,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6%左右,2040年将达到70%左右后基本稳定下来,2050年城镇化率将在72%左右。这意味着,未来每年将有千万级别的农民成为市民,这对于我国的总体消费增长乃至经济增长具有非常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社会结构大转型带来发展新变化
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以中产阶层的出现和发展为代表的社会结构转型全方位影响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产阶层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不同方面为国家的发展带来了长久、深远的影响。在未来的二、三十年,我国的中产阶层必将不断发展、壮大,甚至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同样会对中国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虽然学界还没有对我国的中产阶层提出公认的划分标准,但是仍可以认识到,我国的中产阶层是指具有处于社会中间等级位置的社会资源的群体,他们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具有较高的就业能力和稳定的消费能力;对其劳动时间和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同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据估计,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在20%以下。学者们认为在今后20-30年,将有五类人将会成为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代表。这包括个体私营企业家中的一部分、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科技开发型企业家、国外驻华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国有金融行业中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这部分中国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会显著增加到35%左右。对我国而言,中国中产阶层这一社会阶层的形成、出现和成长将对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方面,中产阶层处于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之间,是贫富之间的过渡群体,能够有效缓解贫富两个阶层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他们往往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对社会主流价值和现存秩序有较强的认同感,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而渴望和平与稳定,在面对重大经济社会问题时,往往倾向于改革和改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中产阶层在经济上拥有较为稳定的、较高的收入水平,倾向于追求较高层次的消费方式,基本生活资料的消费只占其消费支出很小的比例,注重自我发展型消费,是消费市场上的中坚力量,十分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总体来说,在今后的二十年到三十年,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将发生重大转变,中产阶层的兴起将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重要机遇。而增加教育投资,产业结构转变和探索多种分配方式是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的有力保障。教育的发展能够打破原有的社会阶层桎梏,公共教育投资为贫困阶层及其子女创造公平的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确保中产阶级队伍的更新与壮大。从我国的产业结构来看,中产阶层的土壤是第三产业,产业结构调整有助于建立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对于发展和壮大中产阶层具有决定性影响。积极探索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方法和途径,让所有劳动者有机会找到最合适的工作,充分发挥才能,影响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