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粗放式数量型的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前期积累的矛盾也已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经济增长将进入新常态。本文将对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宏观调控目标的确定以及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做一简要分析。

一、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两大特征

新常态概念的提出已经对近两年我国宏观调控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把经济增速下行当作正常的现象看待，没有因为经济增速下行而出台更多旧的调控措施，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创造了比较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

1、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将更慢

随着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各界对新常态的理解开始发生分歧，见仁见智，虽然有部分人把经济增速下行趋势作为新常态，但大多数人是围绕经济增速来解读新常态的。显然，认为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低趋势的观点是不对的，如果那样，若干年后中国经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都将被当作正常情况，这是对中国经济过于悲观了。在把一定经济增速作为新常态的观点中，较多机构认为未来经济增速保持7%左右将是新常态；最乐观的是北大教授林毅夫，他认为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速可保持在8%左右。

本人认为，当前是在由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的过程之中，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目前尚不确定。从今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情况看，中央银行相继出台了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降息的措施，财政也出台了降低小微企业税收和将营业税改增值税范围扩大到全部服务业的政策，这些宽松政策并没有遏制住经济增速下降的趋势，说明新常态的经济增速很可能低于7%。按照目前发展趋势，今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低于7%，未来5年经济增速可能会进一步减慢。

2、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将以创新驱动为主

判断新常态下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分析清楚中国当前究竟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以及影响经济增速的要素发生了什么变化。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这个阶段决定了经济增速与以前相比不可能快。转型升级和创新的口号我们已经喊了近20年，但我们的发展模式一直没有脱离粗放式数量型的增长。过去30几年的改革开放取得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是因为我国采取了一种先易后难、非均衡的发展模式，即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充足的优势，先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当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又集中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已全面出现产能过剩，到了不转型升级就找不到发展空间、不得不转型升级的关口。这就涉及了经济新常态的另一个含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旧常态下主要依靠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来驱动经济增长。

创新驱动型增长与要素驱动型增长有很大不同，一是对人的要求高，包括对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要求都更高，而我们目前的教育培训和收入分配体系使劳动力很不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二是存在不确定性，搞科研和创新不同于投资生产，既有成功的希望也有失败的可能，而且也无法确定成功的时间。因此，创新驱动型增长模式与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相比，产业升级更快，经济增长质量更高，可持续性更强，但经济增速却明显降低。这将是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二、       经济潜在增长率不一定是宏观调控目标

对新常态下经济增速的判断将决定十三五规划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十三五增长目标目前各方面还在争论，有主张7%的，有主张6.8%的，也有主张6.5%的。合理确定十三五规划增长目标，不在于能否实现，而在于是否对经济转型升级有利。从这个原则出发，十三五规划目标的确定必须慎之又慎，应该是宁低毋高。因为规划目标一经确定，中央会通过各种政策来保证，只要政策力度足够大，短期目标再高一点也能够完成，但那样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反而会给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埋下很多隐患。

如何合理确定十三五经济增长目标，首先需要解决一些理论问题。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应当把潜在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目标，而这是一个理论错误。之所以这么说，有以下三点理由：

一是潜在增长率是在已有产业结构下所能获得的最高增速。如果我们认可已有产业结构，可以把潜在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目标，如果不认可已有产业结构，就不能把潜在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目标，否则，调整结构和产业升级都无法实现。

二是即使在产业结构合理的情况下潜在增长率也只是社会所能实现的无通货膨胀的最高增长率，并不是最佳增长率。如果把潜在增长率作为调控目标，经济各方面都会绷得比较紧，不利于技术研发和创新，不符合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产业升级的发展战略。

三是无论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当中长期潜在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时，短期实际增长率或短期宏观调控目标均应该低于预期的中长期潜在增长率。因为产业结构是一定经济增速的结果，当潜在经济增速下降时，原有产业结构必然发生变化，合理的产业结构将变得不再合理，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将变得更不合理，原材料、机械设备行业将形成一批过剩产能，或者原有过剩状况将加剧，而消化这些过剩产能并在新的潜在增长率下实现相对平衡需要一定时间，在这段时间中经济增速必须低于新的潜在增长率。

可见，无论是在当前这个产业结构严重失调的特殊时期，还是在产业结构比较协调的时期，宏观调控目标都应该低于经济潜在增长率，这样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才更有利。

三、       当前中国经济调整首先需要空间布局优化

当前中国经济调整的任务包括产业技术升级和空间布局优化两项任务，在这两项调整任务中首先是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目前中国经济空间布局基本是在短缺经济时期和低能源价格时期形成的，很多企业在选址时较多考虑当地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对生产力布局原则考虑不够，导致大批企业选址不当。也有一些企业建设时是合理的，由于内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原来合理的选址变得不合理了。这些情况导致我国总体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过高，同时也说明我国经济区域布局调整具有较大潜力。

在产业空间布局调整中需要处理好产能过剩的问题，在一些产能过剩行业，企业迁址属于单一的空间布局调整，不会引起歧义，但一些企业在空间布局调整的同时淘汰原有设备，更新技术设备，提升产品结构，则容易被批评为重复建设和加剧产能过剩。国家发改委对湛江和防城港两大钢铁基地建设的核准就是这样，遭到社会和媒体的强烈非议。对这种情况应向社会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并不属于重复建设，而是产业空间布局的重大优化。

产业空间布局优化就是要按照效益最大化原则进行调整，而许多地方政府领导出于短期政绩考虑而强力抵制企业向外地转移，设置种种障碍，因为需要调整的企业太多，会影响转出地政府的政绩、财政收入和就业。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改革政府考核体制，对随企业转移职工在新企业所在地购买住房实行免税政策，鼓励职工随迁。

产业升级包括提高高附加值行业比重、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加工深度、提高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比重，这将是长期不断的任务。我国当前产业升级的重点不应是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而应是制造业的产品和技术升级。

四、       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在于结构升级

1、劳动力总供给将持续减少，劳动力不足已成为主要矛盾

我国当前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根本变化，从2012年起，每年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都比上年减少300万左右，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23年当年将减少劳动年龄人口2300万。可见，我国未来面临的主要矛盾不是就业岗位不足的问题，而是劳动力不足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缺乏的问题。

2、就业问题主要源自外向型低端制造业的衰落

我国当前就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经济增速减慢导致新增就业岗位减少，而在于产业结构升级慢，大批外向型低端制造业的优势已经或正在失去，迫使大批企业向国外转移或者关闭，使大批员工失去工作岗位，由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受教育程度较低，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也比较低，因而无法适应产业升级的要求，这就是我国当前既存在技术岗位招工难又存在大批劳动力无法就业这一矛盾现象的主要原因。

外向型低端制造业产业转移导致的失业人员，主要是到低端服务业再就业，而低端服务业的工资水平明显低于制造业，要让这些劳动力接受这一现实需要一个过程。

3、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任务主要在中小学教育

根本解决我国就业和加快结构升级的关键是尽快培养大批适应现代制造技术的高素质技术工人，使我国产业结构获得快速升级，尽快参加到与发达国家的市场竞争中，摆脱与落后国家在低端产品市场竞争的不利局面。而培养大批高素质技术工人需要国家教育制度改革。高素质的技术工人不一定要大专或本科毕业，只要是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就完全具备条件，但我国现实初等教育的目的是升学，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各个阶段的教育都把升学率作为考核标准，而忽视了本阶段教育的本来目的，使全社会呼吁了多年的素质教育基本没有进展，使相当多高中毕业生甚至很多大专生和本科生都不具有高中生应有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我国制造业升级缓慢的重要原因，也是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

中小学教育应以道德品质、生活常识和科学素养教育为主，以知识灌输为辅，应与社会主流生产实践相结合，减少那些单纯为升学而学的教学内容，把中小学生应学应会的知识学扎实。中小学教育改革还需要高等教育改革相配套。应给职业技术院校学生更高的学历和更大的上升空间，允许中专生正常升入本专业的专科深造，并允许希望继续学习的学生依次进入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从而让接受职业技术教育成为大多数中学生的重要选择。

4、收入分配制度对教育的扭曲亟需改变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培养大批高素质技术工人的关键。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会把收入最大化作为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目前，收入分配的行业差距巨大，同一行业的不同岗位差距也很大，而岗位又与学历密切相关，总体来说是实行“学而优则仕，学历高则富”。这种分配状况不利于高素质人才选择技术工人职业，从而不利于我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增长。市场虽然可以调节收入差距，但需要很长时间，而劳动力的培养周期又比较长，依靠市场无法有效调节收入差距并引导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办法是大幅度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累进税率，对收入在平均水平95%以下的免税，在平均水平上下5%以内的，征收一般税率，对高收入的累进税率应该成倍提高，超过平均收入5倍部分应实行超高税率直至全部征收。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后，人们的职业选择和受教育选择就会更多地结合个人兴趣和特长，并更多地考虑社会需要（就业的难易程度），这对我国人力资源的充分发挥、培养更多社会急需的高素质技术工人、推动我国技术的快速升级、建成和谐社会都将产生重大意义。

五、       新增长点的提法是旧常态思维

自我国经济总体进入买方市场二十年来，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成为各级政府孜孜以求的事情，其目的就是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种通过寻找或培育新增长点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思维就是旧常态思维。这种思维的确对这一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恰恰是这种思维不断地导致结构严重失调和产能严重过剩。最近的也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太阳能光伏产业，在被确定为新增长点后不到五年就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据《经济日报》记者黄鑫报道，2014年中国晶硅太阳能电池及组件产能已超过全世界需求量。世界最大的光伏电池生产企业无锡尚德公司在2013年已宣布破产重组。

目前，努力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口号仍时常见诸于政府文件和领导讲话，这说明新常态思维还没有能够取代旧常态思维，各级政府的潜意识里仍然把经济增长速度作为首要任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论述既包括由市场决定土地、劳动力、资金、能源、原材料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配置，也应包括由市场决定经济增长速度。旧常态思维的主要弊端就是否认市场对宏观经济调节的有效性，在经济扩张时采取放任态度，而在经济调整时又采取干预态度，拒绝市场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干预的重要手段就是所谓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宏观调控在这种旧常态思维的指导下，使经济结构持续二十年只作增量调整，没有有效的存量调整，用通俗的话就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当一部分产能出现绝对过剩时，这种调控方法就走到了尽头，不得不采取新常态思维。新常态思维的宏观调控就是更重视市场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减少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只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采用政府干预，具体来说，就是应把经济增长目标定得低一些，不要为了完成增长目标而干扰经济调整和结构升级的进程。

六、       当前多因素导致经济增速下降

1、内涵型增长速度必然低于外延型增长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加快产业升级将使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但会使增速下降。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型转为内涵型增长，企业发展将更多依靠创新，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内涵型增长比外延型增长对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要求更高，而且不易得到满足。这些特点使经济增长速度更慢，风险也更大。

2、产业空间布局调整对速度作用不大

产业空间布局调整，一般不增加新的产能，而是优化生产力布局，降低综合运输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的综合竞争力，但对经济增长速度作用不大。

3、环境保护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大

环境保护标准提高加大了企业投资成本，降低投资产出率；环境保护标准提高也压缩了企业的发展空间；碳减排政策提高能源使用成本影响企业生产。总体环保成本的提高将降低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对经济增速的影响不容忽视。

4、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下降将制约经济增长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连续三年减少，虽然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是提高的，但教育方向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较严重，影响高素质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而近年我国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农村转移劳动力已接近枯竭，而且年龄上升素质下降，难以满足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的需求，将直接制约经济增长。

七、       不必担心经济增速下降

1、经济增速下降不一定意味赶超速度减慢

中国经济正在快速追赶发达经济体。是不是经济增速下降就必然意味追赶步伐放慢呢？不一定。如果我们在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快速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完全可能使我们的追赶步伐更快。韩国这方面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韩国经济在60年代至亚洲金融危机的30多年中平均增长速度是8.4%，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平均经济增速下降到4%左右，但用美元计算人均GDP的增速并未减慢，并一举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见下图）。因为计算增长速度是用不变价本币，而计算追赶速度是用现价美元，只要产业快速升级，就能实现本币汇率快速升值下的中速增长，从而实现用美元计算的GDP的快速增长。

 

1961-2012年韩国GDP增长率与人均GDP

图来源：胡祖铨《韩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启示》，本刊2014年第31期。

2、经济增速低于7%就会加剧失业是认识误区

一国的失业率与国家竞争力正相关，与经济加速度负相关，与经济增速并没有固定相关关系。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美国经济增长3%失业率就会接近充分就业水平，而中国经济增长7%却会使失业率上升的情况。因此，失业问题和经济增速都是由国家竞争力决定的，当国家竞争力上升时，经济增速就会上升，失业率就会下降；当国家竞争力下降时，经济增速就会下降，失业率就会上升。

经济增速也会反过来影响国家竞争力。当经济增速过快时，会干扰企业的创新，阻碍国家竞争力的提升，而经济以低于潜在增长率的速度增长更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保持国家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因此，宏观调控不必过度担心经济增速的下降，而应将企业创新和结构升级作为更重要的目标。中国当前威胁就业的不是经济增速低，而是技术升级慢。解决可持续增长和稳定就业的根本手段是加快产业技术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