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以上的增速，社会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进入新常态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所依赖的各项要素及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突出表现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投资支撑经济增长的作用在降低、改革创新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能源资源约束将更加凸显、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各种社会矛盾复杂交织等等，将对未来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为此，需要深入分析这些因素的变化可能带来的挑战，并积极加以应对。

一、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劳动力供求形势发生深刻变化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和农村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或接近退休年龄，农村人口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逐渐进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这一变化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我国适龄劳动力人口总量和比例都开始下降。从总量上来看，2012-2015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15-59岁人口）连续四年出现减少趋势；从比例上来看，2015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7.3%，连续第五年出现下降。而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我国人口总规模预计在2030年前后达到顶峰。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出，在1970-2010年期间，适龄劳动人口的增长率要高于总人口的增长率，而此后则呈现出相反的趋势，这意味着劳动力的供需形势将发生变化，“人口红利”已经进入拐点时期。从农民工中青壮年比例不断下降的情况看，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的趋势正在逐步显现，“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弱，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二、高储蓄率状况可能发生转变，投资支撑经济增长的作用在降低

高储蓄率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投资率是支撑过去30多年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从理论上分析，影响一国一定时期储蓄率水平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倾向；二是周期性经济波动因素；三是体制和政策性因素。

从我国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的变化看，1990-201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呈下降趋势，同期储蓄率呈上升趋势，这显示出抚养比与储蓄率的逆向变化关系。这意味着，随着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将使储蓄率逐步下调。虽然未来人口结构和老龄化变化及其对储蓄率的影响要比理论分析更为复杂，但总体上看，储蓄率将会受到人口结构和消费倾向变化的影响而逐步下降，相应地消费率将逐步上升。从周期性经济波动来看，在经济繁荣和增长率上升时，居民部门在消费刚性作用下，储蓄增长快于消费增长；企业部门则随景气上升、盈余增加而扩大投资，从而导致全社会储蓄率上升。而在经济下行时期，情况则相反，全社会储蓄率将会向下调整。由此可见，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增速相对下降，将对储蓄率产生向下调整压力。从体制和政策性因素来看，随着我国加大调整收入分配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等措施的落实，居民用于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的预防型储蓄将下降，我国高储蓄率状况将不可能持续保持下去。

三、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偏大，调整需求结构的要求更加迫切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生产能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张，并通过国际市场得到有效释放。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内外需不平衡、投资消费不协调的问题逐步显现出来。2000-2013年，投资率由35.3%上升到47.8%，消费率则由62.3%下降到49.8%。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我国出口依存度达到35.2%，净出口率达到8.8%。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需求结构调整使外部需求增速放缓，通过国际市场释放过剩生产能力的空间缩小；国内人口结构变化和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也难以保持在过去的高水平，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不仅难以适应全球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和调整，也难以形成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内在动力。今后一个时期，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因外部环境变化而明显减弱。

四、持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任务艰巨，改革创新的难度加大

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但今后保持上升趋势的难度明显加大。国内部分学者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算结果表明，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已呈现出下降趋势。未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主要有技术进步、劳动力转移、市场化改革等几个方面。

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不仅引进外来技术的难度在不断加大，而且通过“复制”先进技术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力也明显下降，未来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升将取决于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我国制造和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通常是农业部门的7倍，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制造和服务部门转移，可以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持续下降，可转移的劳动力规模已经非常有限，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将趋于缩小。经过30多年的改革，比较容易市场化的商品和服务领域已经基本完成了市场化改革，但改革形成的新的利益格局正在固化，制度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逐步递减。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爬坡区，不仅受到既有利益格局的羁绊，而且要由过去局部的或增量改革转向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全方位改革，推进的难度将超过以往。

五、能源资源约束问题更加凸显，抑制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源的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也将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时期，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

今后一个时期，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明显加剧。2004年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准煤左右，事实上早在2009年就突破了这一控制目标。就国际情况看，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上个世纪进入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有15%，今后几十年到上百年间还有85%的发展中国家要进入工业化阶段，这就会在全球形成新一轮的资源需求高峰，石油等重要资源价格会上涨。并且，我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降低40%-45%，这也对能源消费过快增长形成了明显约束。所以，怎样化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是我国今后若干年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

六、生态环境历史欠账较多，环境生态承载能力面临严峻挑战

我国整体环境已进入复杂结构性、压缩性、复合性、区域性环境污染新阶段，环境、生态承载能力将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现阶段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人口众多所带来的问题，已经表现得非常突出，生态总体恶化的趋势没有根本扭转，国家生态屏障地区的脆弱环境状况已经接近极限。我国人口众多，适应于人类生存的空间相对不足，生态环境对于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初始承载力不够强。

未来数年，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能源重化工产业还会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同时，受资源禀赋空间结构所决定，中西部生态相对脆弱地区的能源重化工产业将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虽然这些产业的技术水平已非昔日可比，但是由于产业总规模的扩大以及生产企业布点的增多，控制污染事故发生的难度势必增大，出现重大污染事故的可能性也会增加。一方面，环境质量下降和出现严重污染事件的概率增加；另一方面，公众对于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生态环境的安全也会越来越关注。某些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可能会引发社会群体性事件，也可能会成为部分社会群体不满情绪爆发的导火索。

七、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可能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

我国迄今为止的城市化进程排斥了已经卷入工业化的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几亿农民工及其家属，我国的城市化不是农民转化为市民那样一个城市化的正常道路，而是随着城市的扩大和城市建设的升级美化，把众多在城市发展过程多年参与建设的外来人口不断从城中村、城郊村赶走的“逆城市化”过程。

因此，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而急剧放大的城乡两极分化（按世界银行的最新标准，尽管中国沿海城市的人均GDP已经进入发达水平，但中国乡村仍有2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加剧了规范或不规范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本身所必然产生的贫富分化，形成了中国社会巨大的撕裂，造成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和重复生产出无力与经济发展同步升级的低端劳动，从而形成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瓶颈。同时应当指出，这种发展方式也是以农村廉价劳动力资源无限供给为前提的，当这种劳动资源由于掠夺性使用而提前枯竭时，我们看到这种发展方式也将被迫或快或慢的终结。因此，在进入21世纪上半叶的今天，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原动力急剧衰减，而城乡和贫富的两极分化已经上升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主要障碍的时候，改革和发展思维的重大调整和重新定位，已经迫在眉睫。

八、各种社会矛盾复杂交织，风险累积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强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事业也有相当程度的进步，但我国社会领域也出现并积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其中突出的表现在：城乡区域发展日益不平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滞后，不能满足市场经济迅猛发展之后城乡居民不断增长的对公共服务的新需求；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方面，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和一些企业不合理地甚至是不合法地、过多地侵害了民众的利益；普通劳动者的就业压力始终存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劳动者就业压力与日俱增，各类侵害劳动者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经济、司法等领域中的腐败频频发生且越来越触目惊心，与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的期盼形成强烈反差。这些问题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还不太突出，而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提升，问题的复杂性在增大，严重性在增强，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望也在提高，缓解和消除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就更加艰巨。任何一个问题处理不好，都极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