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一带一路”正在由愿景逐步转化为行动，各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方案正在抓紧制定，政府、企业、民间组织乃至公民个人投身“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但沿线国家数量众多，并且还有进一步扩容的可能性，除了中央政府，上述其他各实体均缺少全面掌握相关国家国情尤其是各国政治风险的资源和能力。而要客观评估沿线国家政治风险，首先要对政治风险的构成有所了解，进而推动政治风险评价体系建设。

一、政治风险的构成

一般来说，影响跨国投资的政治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所在国遭遇大规模军事入侵；所在国发生内乱（含内战）；所在国经济政策或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所在国与母国关系急剧恶化进而导致企业资产被冻结、没收、征收或低价拍卖。

1、所在国遭遇大规模军事入侵

在现代国际关系格局下，各种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国际维和机制已经相对成熟，一国遭遇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可能性已经较二战之前显著降低，但尚不能完全杜绝。梳理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可以发现，导致一国遭遇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类：一是因犯有战争罪、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等重大罪行而被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国际社会军事干预，二是因领土或海洋权益纠纷、宗教矛盾、意识形态分歧、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而遭到实力远超自身的邻国进攻，三是因被怀疑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支持恐怖主义而遭到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军事打击。明确了一国可能遭遇大规模军事入侵的主要情形，就可以根据沿线国家的具体情况作出初步判断，规避潜在风险。

2、所在国发生内乱（含内战）

政治学将那些国内治理能力极度缺失，容易爆发内乱的国家称为“失败国家”，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与美国和平基金会自2005年起每年编制“失败国家指数”排名。相关排名虽然未必客观公正，却可以作为我们判断一国是否容易发生内乱的重要参考。从导致一国发生内乱的原因来看，民族矛盾、种族仇恨、教派冲突、三股势力盘踞、政治体制世袭专制等均有可能成为重要推手，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主动规避上述深层次矛盾积聚的沿线国家。

3、所在国经济政策或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

通常，一国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的调整都是渐进的，专业机构一般可以通过跟踪和分析该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对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调整的方向作出准确判断，进而为企业应对相关调整预留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但在极端情况下，少数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却可能发生突然而剧烈的变化，对企业的运营构成严重冲击。例如，突然宣布将某些领域或行业收归国有或实施军管，要求外资在极短的时间内退出特定行业甚至本国市场。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只要尽量规避那些政教不分、军人掌权以及长期遭受外部封锁和制裁的小国，相关政治风险基本可以消除。

4、所在国与母国关系急剧恶化

对跨国企业来说，所在国与母国关系急剧恶化是严重威胁企业运营的风险事件，这不仅很容易导致企业的资金链、产品链、物流链等环节发生断裂，增加人员跨境往来的成本和难度，而且很容易导致企业资产被所在国冻结、没收、征收或低价拍卖，从而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经济损失。虽然我国长期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际纠纷，但仍不能排除在某些突发事件的推动下与个别国家关系出现急剧恶化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愈加复杂的背景下，相关风险不可忽视。

二、加快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评价体系

1、将政治风险评价纳入“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

要从保障“一带一路”顺利实施、保护中国海外利益安全的高度来认识和理解加快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评价体系的重要意义，将相关内容纳入“一带一路”顶层设计，为有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人、财、物等方面的基本保障，抓紧制定沿线国家政治风险评价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和指导意见。

2、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政治风险评价

对沿线国家进行政治风险评价不仅任务繁重，而且要求熟练掌握相关国家的国情和科学的评价方法，因此这项工作必须依托有较强研究基础的专业机构开展。选定专业机构后，要抓紧制定沿线国家政治风险评价实施细则，健全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并定期更新测评结果，力求评价结果科学、公正、管用。

3、建立评价结果使用和管理制度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倡议的发起国和主导国，我国政府对于沿线国家的任何官方表态或评价都可能影响相关国家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为了保护相关国家的积极性，需要强化评价结果的非官方立场特性，努力探索一种既能满足决策咨询需要，又能兼顾保密性、权威性、非官方等多层次要求的评价结果管理使用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