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人口红利何时消失

（一）人口红利概念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当期的人口红利往往就是下一期的“负债”。

对于人口红利的计算，一种方法是使用时间序列的宏观人口经济数据，用多元回归的数理统计方法，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带入人口及其他各种因素，观察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解释能力的贡献。另一种方法是，通过计算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然后把这两类人数的比例作为抚养比。

实际上，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不仅包括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还包括扩大积蓄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由于人口在40岁-60岁年龄段积蓄的可能性最大，更多的人能活到这个年龄，就会带来更多的积蓄。更多的储蓄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每个劳动者资本占有量提高，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期望寿命的延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观念，造成了更多技术发明使用的机会，提高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另外，更健康的人也更富有生产力，健康的作用不限于增强体力，更在于智力思维的开拓与使用。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的计算需综合考虑就业、收入及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的影响，而不是只依靠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

（二）中国的人口红利何时消失

中国近几十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奇迹”。在探讨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人口红利”的影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一国的人口结构往往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过程中，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总人口中青少年比例较高，社会抚养负担重；第二阶段，劳动适龄人口比例高，社会抚养负担轻；第三阶段，人口老龄化高峰来临，社会抚养负担变重。在第一阶段已过去而第三阶段尚未来临时，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社会负担轻，劳动力价格便宜、储蓄率高，使经济获得额外增长源泉，就形成了“人口红利”。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年—2000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保守来看，对人均产出贡献在15%以上；第二阶段是2000—2013年，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人口红利的贡献开始减少，直至消失；第三阶段是2013年—2050年，人口红利为负。

近10年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失业人口开始大幅度减少和劳动力资源开始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的时候，我们切实感受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但是，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那么，当人口红利消失以后，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挑战呢？总体而言，就是“入不敷出”，表现为“经济增长放缓”与“刚性支出上升”同时存在。

二、人口红利消失将会给中国带来的挑战

（一）人口红利消失直接带来经济增速的下降

过去10多年来，政府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使得政府有能力更直接参与经济发展，并在基础建设与社会福利方面加大开支。当人口红利开始消失，中国经济就开始减速，问题就出现了。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必然使得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直接导致中国企业开工的不足和竞争力的下降，迫使很多企业不得不迁往成本更低的、劳动力供给更为充足的国家和地区。当前我国东部地区产业空心化的现象也很大程度与人口红利的消失相关。

而经济增速的下降带来财政收入的下降，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减速幅度越大，同时，政府收入也大幅下降。更重要的是，现在政府开支的增长速度要大大快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但经济增长减速带来收入增长减速这一基本趋势仍旧没有改变。而更为重要的是，未来，政府开支并不能随之减速。尤其是人口老化浪潮的到来对社会开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福利和公共开支的增加，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

（二）人口红利消失伴随抚养比的上升，增加经济下滑及诸多社会问题

人口抚养比是指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说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大致要负担多少名非劳动年龄人口。人口抚养比中又分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我国少儿人口抚养比从2012年的23.96%提高到2013年的24.36，老年抚养比从2012年的20.66%上升到2013年的21.58%社会总抚养比从2012年的44.62%上升到2013年45.94%。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速，老年抚养比将提高很快。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预计，未来中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将不断加速增长，到2020年底，中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将从2010的11.4%上涨至16.7%，增长了46.5%。如果人口政策在未来数十年不改变，中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到2030年将达到23.8%、2050年将达到39%。

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将会极大增加同期年轻人的负担，显然不利于整个社会资金的积累，甚至对于很多家庭会出现入不敷出的状况。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也不利于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和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开支将集中到孩子或者老人身上，劳动人群会压力很大。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抚养比不断升高，对代际关系、养老保险和社会稳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会带来重大影响。

（三）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导致财政收支的入不敷出

过去10多年来，政府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使得政府有能力更直接参与经济发展，并在基础建设与社会福利方面加大开支。而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经济增速的下降，经济增速的下降带来财政收入的下降，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下降的幅度越大。但是，政府开支并不能随之减速，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浪潮的到来对社会开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财政收入的下降伴随财政支出的增加，必然会使得财政收支入不敷出。

（四）人口红利消失同时伴随“未富先老”加剧财政收支困境

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2000年65岁以上人口占7%，即标志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时期人均GDP都超过10000美元，而中国2000年人均GDP只有949美元，不到1000美元。2013年底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78亿人，占总人口的13.3%，而人均GDP还只有6767美元，显然属于“未富先老”的状况。

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经济增长系统性下滑，其中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从联合国的标准来看，日本早在1970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日本和先进国家相比，老龄化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还不明显，但90年代“危机加重”，到21世纪就已进入老龄化的“国际最高区域”了。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10年”，而进入老龄化社会也被日本认为是造成“失去的10年”的一个原因。但是，日本人均GDP在1990年就达到31175美元，这意味日本人口老龄化面对的全部问题中国都将面临，而且还可能更为严重。

因为，中国现行养老金制度存在着严重缺陷，不仅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养老制度“双轨制”并行，各地还有农民工养老保险、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等多项制度。而且，不同制度覆盖下的不同人群待遇千差万别，各地政策条块分割、界限不明，养老金制度碎片化问题严重。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资料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8.19亿人，覆盖率为79.7%，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计划是世界上覆盖人数最多、最大的养老保险计划。目前我国还有两亿多人游离于养老保险制度之外，离人群全覆盖还有很大距离。2013年参加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但交不起费而中断的有36043人，中断人数为近年来最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还不高，难以在省与省之间调剂。如果按省来计算，2013年有19个省的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收支缺口合计达到1702亿元，全国算账没有缺口，分省算账有缺口。而根据证监会预测，养老金真正大的危机来自于2033年左右，经过这个临界点之后，全社会养老金的缺口将是坠崖式的。2050年全社会一年的GDP正好贡献了养老金的缺口。因此，人口红利消失伴随的“未富先老”要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形成严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