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缓中趋稳，宏观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但经济发展稳中有忧，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状况未见明显缓解，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开始向财政金融领域传导，局部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有所显现。在这种情况下，上半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7.4%的稳定增长局面，表明经济增长韧性增强。为有效应对当前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有关部门加大对宏观调控的力度，“定向调控”、“精准发力”成为当前调控的新思路。

一、中国经济增长韧性增强

由于长期以来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供给要素与需求要素均发生改变，经济领域的深层次矛盾逐步暴露，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即由原来的两位数增长回落至当前7.5%左右的增速。从历史看，这一增速要好于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在内的发达经济体潜在增长水平下滑的情况。以日本为例，1956-1973年，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3%，而1974-1991年实际经济增长率下滑至4.3%，较高速增长阶段下降一半左右。从现实看，我国经济增速明显高于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0-2%左右的增长水平，同时也高于与我国发展阶段相类似的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李克强总理多次指出，中国的发展有着很强的韧性。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韧性何在？

第一，中国经济体量大，外汇储备多，财富积累较充足。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若干年的发展，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吸收外资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当前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在回落，但增量还在扩大。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如海洋中的航空母舰，其经济实力与体量的“规模效应”足可以抵御国际经济领域中的风浪。

第二，“新四化”同步发展，回旋余地大，市场空间广阔。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新四化”不仅涉及到生产领域，而且涉及到生活领域。工业现代化有利于增加财富供给，提高生产力；信息化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城镇化有利于扩大需求，促进社会发展水平提升；农业现代化有利于劳动力转移，减少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新四化”一方面可以创造出巨大的有效需求，另一方面还将不断提升在产业、投资、消费、技术等方面的发展水平，为中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

第三，中国地域辽阔，区域城乡存在差距为经济发展在空间维度提供了可能。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人口占全国60%以上，人均GDP则刚刚达到5000多美元，而东部部分城市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0美元以上。区域与城乡的差距为我国产业转移、消费结构升级、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提供了空间。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梯次转移的过程中，不仅可以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有利于带动相关地域就业、消费的发展；另外，我国推进新型城市化战略，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将增加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建设，并推动住房、汽车等消费需求增长。

第四，已经出台和还将陆续推出的一系列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政策措施，将对稳增长持续发挥作用。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步伐加快，政府简政放权，在投资、财政、金融等领域均推出了有力措施，同时还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微刺激政策。改革创新与宏观调控对于激发市场活力，提高企业积极性，增强社会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二、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第一，要客观认识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外部因素看，2008年，以次贷危机为先导的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呈现断崖式下跌，美国连续衰退，时至今日仍未形成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欧洲经济长期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泥潭，难以摆脱低迷走势，新兴经济体普遍减速，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形成显著冲击。受全球经济减速、需求下滑、贸易不振、风险上升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呈现下行走势。内部因素看，中国在人口红利减退，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本投入边际效率递减，“入世”效应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减弱，上一轮改革驱动力逐步消失的影响下，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下降，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在外部冲击与内部增长动能减弱的影响下，中国经济GDP增速无论是季度还是年度均呈现回落。2007年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速达到14.8%的高峰，今年上半年回落到7.4%，最低季度增速到达了6.6%。年度增速从2007年14.2%回落到2013年7.7%，下降6.5个百分点。未来低于两位数的速度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第二，要客观认识社会转型的新常态。中央提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一方面，“打虎拍蝇”，加大反腐力度，颁布了八项规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创新社会管理理念，从上层制度推动社会转型；另一方面，强调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的发展成果，力争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原有的社会规则与利益模式被打破，关乎百姓利益的就业、医疗、教育等制度日趋完善，同时伴随城镇化的深入，户籍、土地制度革新将有效推进。

第三，要客观认识产业发展的新常态。尽管目前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但是工业占GDP比重的峰值已经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在GDP中的占比逐步提高，2006年达到42.2%的高峰。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外部冲击与内部要素结构转变的双重作用下，工业比重持续下降。2013年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意味着我国正在由工业主导型向服务业主导型转变。

第四，要客观认识需求变化的新常态。伴随人口结构的变化，储蓄率将逐步回落，投资增速将放缓，而且由于国际市场争夺加剧、贸易投资规则改变，出口需求有所减少。我国需求结构将由原来的投资、出口拉动转为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协同拉动，尤其是消费需求在三大需求中贡献从长期看将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