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要求“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与本世纪的前10年相比，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变，但其内涵和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际来看，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就国内而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但当前面临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和考验，再也不能沿用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而必须创新、必须变革。在经济增长发生阶段性变化的情况下，迫切要求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核心是要以提质增效为中心，把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结合起来，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红利、内需潜力、创新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是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升级版。

1．保持经济平稳增长，防止“过度刺激”和“放任下滑”两种倾向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步入增速换挡期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二战后实现成功追赶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德国等，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降幅有的甚至超过30%。当前的经济增速换挡，既有传统增长动力衰减弱化的原因，更是新的增长动力尚未成功接续的结果；既有外部周期性因素冲击、市场竞争加剧、潜在增长率下降影响的原因，更是结构调整不彻底、深化改革不到位、体制机制不完善制约的结果。要充分认识经济增速已进入换挡期，国内外环境已发生深刻改变的客观事实，是正确选择宏观调控政策的关键。应警惕并努力避免两种倾向：一是通过过度刺激使经济强行回归高增长轨道，迟滞结构调整进程。长期以来，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长期存在高增长诉求，一旦经济增速回落，容易出现不顾经济处于换挡期的事实，政策刺激过度，结果不但不能恢复增长，反而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二是放任经济自由下滑跌入失速区间，引发系统性风险。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由于原有预期被打破，新的稳定预期尚未形成，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明显增加。一旦遇到大的冲击，很可能短期内出现增长的大幅下滑或波动。对这种特点认识和重视不够，抱着对经济下滑不用过多担心的态度，忽视市场主体对经济减速需要逐步调整和适应的事实，政策应对不力，就可能由于经济增长短期过度下滑而引发系统性风险。

2．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受限，要联合运用需求与供给双向调控，并更加侧重供给管理

我国政府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采取了稳增长调结构相结合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避免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实现了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过去积累的债务和金融风险将逐步暴露出来，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挤压，以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供给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我国广义财政收支长期保持两位数增长，土地财政模式明显，财政收入过度依赖流转税和企业税。政府支出尤其是地方财政具有鲜明的“财政管吃饭，基建靠融资”特征，地方政府支出主要依靠土地财政和二次分配。基建投资占政府支出比重达到近三分之一，公共财政支出刚性较强，政策持续向民生支出倾斜。公共财政收入中70%来自流转税，90%来自企业税，远超国际水平。长期来看，受GDP增速下降约束，财政收入或趋势性放缓，财政支出端绝大多数项目存在较强刚性，且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收入减少、新型城镇化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导致社保支出压力增加，长期财政收支缺口的加大或导致未来政府对基建和社保难以兼顾。

货币政策方面。首先，资金脱媒和金融创新加速发展，降低了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新时期货币政策提出挑战。近些年，为了规避金融监管和利率管制，中国商业银行和其他各类金融机构进行了一系列金融创新，而其结果最突出的反映在“影子银行”的大发展上，影子银行体系加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资金加速脱媒。其次，新时期中国将加快推行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货币政策调控机制面临转型。改变金融市场的扭曲现象，尤其是当前影子银行畸形发展，突破资金配给等金融压抑状态，让价格在市场配置金融资源过程中起基础性调节作用，利率市场化是必行之径。但随着资本项目开放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汇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将需要淡出。这也意味着货币政策将更依赖于其他价格型工具(包括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这就需要货币政策加速转型。再次，财政风险和金融风向相互交织、相互转化。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通过财政担保、土地抵押等方式从金融机构获取信贷资金，债务风险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

因此,在继续稳健审慎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的同时,必须根据经济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变化,重新认识供给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重要意义，树立协调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宏观调控理念，加强以供给管理为基础的结构调控和监管改革，积极发挥科学发展观在我国宏观调控中的指导作用，既抚平短期起伏，又利用价格、税收、汇率、法律等手段，从供给领域调节各种经济关系，改善结构，增加长期潜能，促进结构优化转型升级。

3．寓深化改革于宏观调控之中，释放发展内生动力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