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此次改革成败将决定着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大局。本文总结了支撑我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两大机制，并对改革的紧迫性做出分析，最后展望改革前景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支撑经济发展奇迹的两大机制

投资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其不仅可以促进当期经济发展，也为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奇迹，主要得益于投资的高速增长，具体由两种机制支撑：一是过度竞争机制，这种机制重视协调轻视监控，从而保障企业有足够的资本供应来进行投资；二是全体就业机制，这种机制使企业不容易破产，为每个人都提供一份工作。它通过使民众避免失业从而生活不会绝对恶化来保证社会稳定，降低投资风险。

过度竞争机制主要体现在企业生产总是倾向于过度投资、通过低利润模式抢占市场，普遍具有盲目扩张冲动。究其原因，一方面间接融资和利率非市场化导致银行对企业的监控不足。我国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是间接融资，间接融资通过银行的中介作用将急切需要资本的企业与储蓄过多的家庭连接起来，企业主要的资金来源是银行，银行的主要客户是企业。由于我国的利率市场是非市场化的，资金成本被长期低估，银行放贷的成本和风险很低，因此银行对作为主要客户的企业的实际经营、投资领域的监控是经常缺位的，借款企业挪用贷款资金流向的情况比较普遍。同时，企业面对着较低的资金成本，以及国内国外的巨大市场空间，很容易存在着投资冲动，通过粗放式的扩张模式抢占市场。规模而非经营效率成为衡量企业成功的首要标准。另一方面，唯GDP的官员绩效考核机制也助推着企业过度竞争。政府官员热衷于支持当地企业做大，甚至进行全产业链的覆盖，进而促进GDP、税收、就业等一系列政绩。这导致了我国企业的同质化生产比较严重，规模化生产程度不够，表现在各地开花的啤酒、白酒、卷烟、钢铁、汽车等产品领域。过度竞争机制重视协调，使得企业很容易筹集投资资金，进行生产投资。过度竞争机制同时又轻视监控，导致对企业投资风险无法形成有效管理，容易出现效率低下的投资活动。

全体就业机制保证了社会稳定，起到了降低投资风险的重要作用。我国通过容忍国有企业、机关部门、事业单位的低效率冗员来实现极低的失业率。失业是个人福利的绝对恶化。就一个社会而言，如果人们有工作可做，便有了生存所需的经济手段，不容易出现重大的社会紧张和冲突。反之，当失业人群过多时，就很容易出现社会紧张与冲突。现代国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解决失业问题，一种是以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为代表的社会福利制度，另一种是欧美为代表的国家福利制度。前者是用社会单元来承担福利职责，通过使企业不能轻易裁员、保护个体工商户和“夫妻店”等模式来解决失业问题；后者是政府来承担福利职责，政府通过建立失业保险、失业救济、再就业培训、养老保险等一系列保障制度来降低失业对个人福利的严重损害，从而维持政治稳定。通过将福利责任交给社会单元，我国政府才能够集中国家资源，通过企业投资用于促进经济增长。全体就业机制一定程度上也诱发过度竞争和过度投资的冲动。由于企业无法顺利裁减低效率部门和低效率员工，所以只能期冀通过不断地开发新的投资领域、进行新的风险性投资，来获得较高的资本回报以平衡低效率部门。

二、改革的紧迫性

一方面，在生产全球化的中前期，一个重视协调轻视监控的经济体制往往能运行得不错。然而，当全球化环境、全球化程度发生变化时，这样的经济体制很可能会遭受重大的挑战。首先，不断增长的中美贸易不平衡与美国经常账户上的整体逆差一起为美元带来强大的贬值压力，使得我国外贸环境存在着恶化风险。美国必然向我国施加政治压力，要求提高对外开放程度、推动人民币升值、开放资本账户。如果在现在的条件下回应这些要求，我国必然面临出口下降、经济发展减速的风险。但是，如果不理睬美国的要求，任中美贸易不平衡进一步扩大，必然推动美元危机的爆发，也会使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我国经济遭受沉重的打击。其次，由轻视监控的企业的肆无忌惮的投资模式很容易在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制造大规模的投机。监控缺失导致企业偏好风险较大的金融炼金术，投机现象较为普遍，在一定程度上会恶化收入分配状况。再次，靠社会福利制度来维持政治稳定的经济体制往往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中运行得比较好，当全球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国际贸易壁垒被要求打破时，企业负担过重会严重束缚其国际竞争力和国家经济结构的升级能力。

另一方面，我国以廉价劳动力作为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首先，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低工资的基础之上。这种发展模式如果不加以调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会严重束缚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滞后导致收入不平等过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种分配不平等的后果是国内需求疲软。而国内需求疲软不仅导致通货紧缩，而且使得GDP对贸易的依存度过大，国际市场的任何急剧变化都会使国内经济遭受重创。其次，我国侧重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直接参与全球生产链的分工，通过大量吸引外资、以进口和出口同时急剧扩张、大出大进为特征造就了经济发展奇迹。但是这种模式使我国过早地与其他国家在能源和资源方面发生冲突并被认为抢走它国的工作机会。我国以重化工业和高加工行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在日益恶化的国际资源、能源条件下必然遇到较大的增长瓶颈，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需求比较迫切。

三、改革的展望及建议

过度竞争机制和全体就业机制，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长时期忽视投资风险、投资效率较低、资本回报率逐年下降；另一方面又使得企业冗员严重、生产效率低下。当全球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国际贸易壁垒被要求打破时，之前支撑我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两大机制极有可能发生反转，成为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新一届政府领导下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的是一场重大而又系统的改革，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对我国整个经济体制进行重组。经过3-5年的阵痛期后，新建立的增长机制便可以开始发挥作用，经济体恢复发展活力。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处理好经济复苏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之间的取舍，应该要容忍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适当下滑来换取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空间和时间。这是因为：对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意味着已有的游戏规则发生巨大的变化。当一个经济体制某部分的游戏规则被改变时，这个经济体制必须进行重组以确立新规则和旧体制的剩余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但这种重组是需要时间的，在重组完成之前，经济主体面对着环境中很大的不确定性，投资也面临着更多的风险，经济复苏极可能因此推迟。1997年的我国国企改革和俄罗斯的休克式疗法都是直接造成经济形势恶化，只有过了一段时间后才重新开始恢复。

结合之前经济体制中的两大支撑，为顺利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做好以下措施：（1）切实推进政企分开，强化公司治理结构，着力加强监督机制。我国必须建立符合市场机制的公司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既要能支持企业在新的前沿性产业进行大胆投资，又能对企业经营进行适当的监控。要市场化银行的经营环境，强化其风险意识，倒逼其履行对贷款企业的监督职责。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同时要注重保障投资者的监督权力，发挥监督职能。（2）调整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不再简单地以GDP增速作为评定政绩的依据。通过改变官员的施政激励模式，消除过度竞争的政府政策基础。官员考核不再简单地以GDP增速作为评定政绩的依据，而是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新型农业、民生工程等指标的权重。（3）尽快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出资的失业保障制度来取代社会化的福利保障模式，将企业从保留多余雇员的负担下解放出来。在自由贸易的时代，全体就业策略极大地限制了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削弱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只有在妥善解决失业的政府救治之后，才能真正营造出“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企业破产才能成为现实。当然，要发展政府出资的失业保障制度恐怕并非易事。我国正在进入快速老龄化过程，巨额的公共福利支出将挑战政府财政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