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处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集聚期，在财政货币等总量政策难有作为的情况下，中国需要以“降低结构失衡，提高要素效率”为核心目标，创新宏观管理思路，优化中长期供给能力。

一、如何看待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及走势？

（一）2013与2012年经济趋势特征较为相似

2013年与2012年经济运行均是在经历了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稳增长”后企稳回升。具体而言，2012年经济低谷是在第三季度，此后在四季度随政策刺激逐步显效，GDP反弹至7.9%。2013年则是经历了上半年经济逐季走弱，6月份“钱荒”，以及确定经济增速“合理区间”，防止滑出“下限”之后，国家随即推出一系列“微刺激”的政策组合稳定市场预期，三季度GDP企稳回升反弹至7.8%。工业、外贸同步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10月份累计增长9.7%，占中国经济规模达40%的工业的反弹对经济产出的整体反弹起着重要作用；前10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3.7%，1-11月我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8.3%，增幅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各项数据回暖显示“稳增长”政策显效。

（二）2013年中国经济回升受制于内外多重因素

然而，总体而言，中国宏观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牢固，内在增长动力不足，环比增长动能减弱，经济偏向减速，国际国内多重因素制约着经济回升的高度。

1、经济回升驱动力主要是政府投资驱动为主

1-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0.1%，较上年同期放缓0.6个百分点，但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速同比加快约1.1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增强，前三季度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是55.8%，较上年同期提高5.3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4.3个百分点。三大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对总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下降7.1个百分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贡献率则分别提高10.8和3.8个百分点。

尽管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回落，但总体而言，政府主导的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成份过大，在带动了2012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反弹之后，基础设施投资高速增长延续到了2013年的前三个季度。高达近25%的增速已经是自2010年来的最高值。未来从政策的增量空间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控加码、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加上财政支出的刚性需求，导致了财政收支压力逐步加大，这意味着高速的基础设施投资并不可持续，新的强劲增长动力尚待形成，经济运行呈现脉冲式的小幅和反复波动特征。

2、产能周期制约着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

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需求缓慢增长也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资本密集型部门产能过剩比较严重，而且越是那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其资产负债率越高。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相比，我国工业行业的产能过剩从局部行业、产品的过剩转变为全局性过剩。在我国24个重要工业行业中有19个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水泥等重工业行业产能过剩比较严重。

根据Wind资讯统计，2012年末钢铁行业整体资产负债率同比微增了1.44个百分点，44家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0.35%。2012年，受全球经济低迷，产能过剩等内外因素影响，玻璃行业延续了2011年以来的需求不旺、竞争加剧的态势，有色金属行业资产负债率为63.26%，这对工业经济将形成持续的压制。

3、国际经贸金融新格局给中国增长前景带来压力

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中国经济复苏或滞后于发达经济体复苏。今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动能普遍增强，对中国形成新挑战：（1）由于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再平衡启动，主要发达经济体率先启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私人/公共部门“去杠杆化”和制造业“再工业化”等结构性调整措施效果初显。美国制造业出现加速回流迹象，欧洲、日本出口竞争力明显回升。

（2）新国际贸易体系不利于中国出口。美欧主导下的TPP、TTIP和PSA将重构全球贸易规则。新国际贸易体系有三大特点，一是零关税；二是就业和绿色环保的谈判准入条件；三是区域而非全球性，这些方面中国并不占优势。新的贸易隐性壁垒和后发劣势对中国造成严重挑战。

（3）发达经济体延续低利率和扩张性货币政策，超额流动性前所未有，自2012年5月以来，全球M2货币供应量迄今为止已经增加3万亿美元左右，增长了4.6%，而随着美联储可能在2014年启动美国QE退出步伐可能会大幅提升美国和其他经济体国家的长期收益率水平，跨境资金“大进大出”将加大中国经济复苏进程、货币政策操作及结构转型压力。

二、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的“拐点阶段”

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性放缓的通道，几乎每一次周期性上升都很快遇到了结构性下行的阻力。由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与周期性问题的叠加，放大了外部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同样外部冲击，经济结构性矛盾会将其放大，中国经济已经悄然进入新的“拐点阶段”。

我们认为中国“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面临新拐点，主要体现在：一是2011年以来经济增长逐季下台阶，进入经济增速换挡期。2011年一季度开始连续11个季度增速下行标志着中国进入第二个“调整型增长期”（1997-2001年为第一个“调整型增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进入“七上八下”的新阶段。

二是低成本优势逐步衰减，进入结构调整阵痛期。随着“人口红利”优势逐步衰减，未来五年由低成本衍生出来的高资本回报率优势，可能将逐步消失，劳动力要素和资源要素价格相对调整，整体经济生产要素成本趋势性上升，中国经济依靠低成本优势的粗放式增长已不可持续。

三是宏观债务金融风险不断累积，进入前期政策消化期。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尽管我国总杠杆率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仍处一个比较安全的水平，尚在温和、可控的阶段。不过鉴于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债务水平上升速度较快，债务增长空间逐步减少，债务风险不能忽视。据统计，2013年全国地方债务到期还款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约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50%。随着平台融资集中到期，未来两年到期债务规模增长更快，而财政收入增幅则难以大幅提升，届时地方政府以及融资平台将面临更大还本付息的压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已成为当前面临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控风险”宏观调控目标进一步突出。

三、结构性政策创新宏观经济治理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的矛盾进一步凸显，使得多重调控目标间存在着政策冲突。事实上，单纯内需拉动增长，讨论的仍然是总需求的概念，而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角度看，核心问题是内部总需求从何处产生。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出口不行了，看投资，投资不行了，看消费，但是我们很少关注供给端的影响，即考虑劳动、资本、技术及其生产效率新组合。

十八大三中全会的整体改革方案将带来影响中国十年的全局性改革。但我们认为，除了深化改革之外，新阶段需要创新宏观管理思路，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推动中国经济战略转型升级。

一方面，大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增强宏观投资效率。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仍有较大潜力可挖掘。未来五年，中国需以大力提高中国投资效率为中心，着手以下改革：一是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取消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打破条块分割、市场分割、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转变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消除要素价格“多轨制”的现象。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释放市场投资主体活力。

二是推进融资渠道市场化，为企业投资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通过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直接融资方式提高全社会融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