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大萧条的本质是社会公平危机

1、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根本成因是社会收入分配严重失衡

在现代世界里，越是重大的经济灾难，越是毫无征兆，越是难以预测。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发出质疑：“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金融危机？”然而，在英国一批顶尖经济学家给了女王道歉函之后，欧债危机在他们身边又爆发了。

类似的现象，早在上世纪的大萧条就已经出现过。上世纪2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美好时代。借助于自然资源充裕的条件，以及电力和钢铁业为依托的重化工业潮流的兴起，美国技术不断进步，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经济一派欣欣向荣景象。1921年，美国工业生产指数平均值仅为67（1923年至1925年平均为100），到1928年7月已上升至110，到1929年6月进一步上升到126。此时，美国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对未来充满信心。时任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在1929年9月甚至向公众保证：“现在没有担心的理由。这一繁荣的高潮将会继续下去。” 话音刚落，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就突如其来地降临了。1929年10月28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股指暴跌13%。第二天，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暴跌22%，由此揭开了大萧条的序幕。在大萧条中，美国生产总值降低了三分之一，至少数百万人死于饥饿。更槽糕的是，刚遭受一战蹂躏的欧洲大陆由于经济严重依赖于美国的贷款和投资，在美国经济崩溃的拖累下陷入了泥潭，全球由此进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危机时期。

现在反思大萧条，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重大经济危机的根源并不在经济范畴，往往是由重大社会问题所引起。大萧条的起因表面看是市场供需失衡，实质上是社会分配失衡。整个20年代，美国生产效率快速提高，而工人工资上涨缓慢。从1920年到1929年，美国制造业生产率猛增了55%，而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只上升了2%。相比之下，农民状况更加艰难。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租税和生活费用的日益上升，农民的实际收入甚至为负增长。1910年，每个农场工人的收入不到非农场工人收入的40%，而到1930年时，这一比例已低于30%。很显然，整个20年代美国的发展成果几乎全部落入极少数人的口袋，导致全社会消费能力增长微乎其微，从而引发前所未有的严重产能过剩。

有专家指出，美国二十年代前后呈现出收入分配日益不均的趋势。由于随着上层阶层高额收入的实现，他们的收入中节约部分增加得比消费部分快，也就出现了大富豪及其家族把积累的收入越来越多地作为投资的趋势。现在看来，那个时期如果收入分配能够变得更公平一些，大萧条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2、罗斯福新政的核心是构建相对公平的社会制度体系

曾经有一个说法：“大萧条爆发后是社会主义救了资本主义”。此话看似玩笑，实有其客观道理。大萧条之后，美国不仅派出过官员去苏联取经，而且罗斯福新政颇有社会主义色彩。

1933年初，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上台之后，他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历史上被称为“罗斯福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R”来概括，即复兴（Recove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

首先，复兴行动从整顿银行和促使金融业复苏开始。大萧条是由疯狂投机活动引起的金融危机而引发的，受伤害最大的行业自然也是银行业。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宣誓就任总统时，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在营业，银行支票都成了“空头支票”，无法兑现。罗斯福总统在被称为“百日新政”（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期间推动出台了多项金融法律，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在规范整顿基础上让半数以上偿付能力相对较强的银行尽快复业，从而恢复了金融秩序，稳定了人心。

其次，救济工作以多种形式开展。罗斯福上台之初，国会通过了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了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全国1700多万失业人员及其家人因此受益，人群大规模饿死现象再没有出现过。第二年政府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以维护失业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新政期间，全美国设有名目繁多的工赈机关，最初成立的是以从事长期目标的工程计划为主的公共工程署和民用工程署。后来为了加大工赈力度，政府又陆续建立了几家新的机构。其中，工程兴办署和全国青年总署两家机构雇佣人员总计就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美国政府藉此修筑了近1000座飞机场、12000多个运动场、800多座校舍与医院，兴建了几十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包括桥梁、堤坎、下水道系统及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物等。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宏大、也是最成功的救济行动。也正是有了这次成功救济行动做为实证支撑，后来的凯恩斯经济学才声名远播。

最后，改革是走出大萧条的关键。罗斯福新政的前二部分内容，即复兴和救济，属于短期行为，所起到的是救急作用，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还是以促进社会公平为目的的制度改革。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为此，美国制定了《社会保险法》，建立了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金制度。保险金的来源由职工、雇主和联邦政府负担。1938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又称《工资工时法》），确定了最低工资制度和最高工时制度，极大地改善了工人的待遇，提高了工薪所得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也缓解了劳资对立的阶级矛盾。同时，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还首创实行了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制，从而让社会财富分配变得相对更为公平。

在笔者看来，如果说美国的“进步时代”打造了一个相对公正的政府体系，则罗斯福新政时期就打造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体系，从而都成为改变美国发展轨迹的经典时代。罗斯福新政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仅让美国走出了大萧条，为后来美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树立了一个以社会公平建设来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典范，从而在较大程度上挽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并因此改变了整个世界。

二、我国当前面临与美国大萧条两大相同困境

大萧条爆发于上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与我们时空距离遥远。尽管如此，当前的中国却面临着一些与美国大萧条时期非常类似的情景，对此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1、当前我国同样面临着产能严重过剩现象

长期以来，我国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国内的产能是为全世界准备的。但次贷危机爆发后，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深度调整，发达经济体提出“再工业化”和经济再平衡，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我国制造业要素成本快速提高，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重挤压，过去为国际市场提供产品的产能依靠国内市场难以消化，绝大部分制造业产能都呈严重过剩状态，在世界历史上也属罕见。

当然，产能过剩是相对需求而言，如果市场需求能够明显增加，产能过剩就会相应缓解。然而，从内外环境看，形势却不容乐观。国际上看，世界经济将正式进入“失去的十年”。2012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 “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措施，情况都会恶化。现在看起来，经济长期低迷好像还是一个乐观的前景。” 四年时间过去了，这一论断现在几乎被人遗忘，它的结论却正在被进一步验证。次贷危机之后的前4年，全球力度空前的财政救市行动阻止了世界经济断崖式下跌，但也仅此而已。其后全球进入力度空前的金融救市行动，又让世界经济苟延残喘维持了5年。但是以欧洲和日本的负利率实施导致全球股市暴跌为标志，全球金融救市政策宣告彻底失效。今天，全球传统经济依然处于调整之中，新的经济点还未形成规模效应，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效应消失之后，世界经济自然再次进入下滑轨道。至关重要的是：多数政府再也无招可出了，未来世界各国的救市政策可能都将是心理安抚作用大于实际效果。从国内看，今年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减缓，居民收入增速也将随之下降，消费很难出现大的突破，再加上普遍存在的高房价透支了大部分工薪阶层和农民工未来10多年的消费能力，国内需求实在难以让人产生好的预期。这就意味着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需要较长时间。

2、当前我国同样面临着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现象

按基尼系数衡量，中国收入差距之大在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收入差距比中国还大的国家主要都是拉美和非洲国家，其中大多数是边缘化的小国或者典型的失败国家。美国收入差距在罗斯福新政之后一段时期大幅缩小，但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又逐步扩大。美国现在是发达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也是引爆次贷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各经济体在不同时期的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考虑收入分配在一定时期具有稳定性，以某一阶段为时间划分。其中某些国家在这一时间段上的统计资料不全则以该时期内某一年或某几年的平均值为代表值。

中国曾经在较长时期内没有对外公布基尼系数，直到2013年国家统计局一次性公布了2003年至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其后每年对外公布。数据显示，我国基尼系数已经从2008年的最高0.491持续下降，到2015年降为0.462 。然而，这一水平依然在全世界处于最高的行列。值得注意的是，非官方研究的基尼系数都远远大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西南财大与中国人民银行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高达0.61。另据201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调查数据，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在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程度远大于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些数据不一定完全准确，但中国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应是一个客观事实。

三、建议进一步推进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制度建设

罗斯福新政成功的经验告诉世人，加强社会公平建设意义重大，它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而且有利于摆脱经济困境。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掀起了反腐风暴，大力推动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建设，在社会公平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十三五”时期，我们在全面落实“协调发展”和“包容发展”理念，让全体人民更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的同时，还应借鉴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出台一些可操作、见效快的政策，以期取得更新的突破。

1、适时开征遗产税

遗产税的作用是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使得不公平的财富分配格局不会被“遗传”下去。通过开征遗产税，使得国民“富不过三代”，是发达国家保持社会收入公平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早在1996年全国人大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就已提出“逐步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但遗憾的是至今没有采取实际行动。为了加快社会公平建设，遗产税应尽快列入议事日程。作为前期准备，我们应当尽快建立统一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建立各地政府机构互联互通网络平台，全面准确掌握纳税人所拥有的房产、股票、机动车数量等数据。同时，尽快设计出有效防止个人财产向国外转移的约束制度，防止遗产税开征之后出现财富大规模外逃。

2、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设置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限制了其在收入分配调节中的作用。从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情况看，未来个人所得税改革需要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动态调整个税起征点。个税起征点应随通货膨胀率和平均工资增长而逐步提高。二是改进个税课税模式。我国目前实行分类所得税课税模式，即对纳税人的不同应税项目分别按规定税率计算征税，虽然能够简化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手续，但是未能对纳税人的应税收入综合计算，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不纳税或少纳税。由分类课税模式向综合课税模式的转变。三是应提高个税的累进税率，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四是随着鼓励二孩政策的实施，应将按人征个税改为按家庭征个税，减轻二孩家庭的负担。

3、尽快开征房产税

据统计，我国房地产已经占居民资产总额的一半以上。由于我国没有开征房产税，导致房产投资投机旺盛和房价暴涨，也成为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尽快在城镇开征房产税，提高住房持有环节成本，遏制住房投机。为了保证社会公平，应只对超过一定人均面积部分征税，也可实行累进税，超过面积越多税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