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世界经济正处于百年一遇大危机时期，中国经济虽然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但是也依然难以“独善其身”，平静的水流之下也存在着深渊与湍流。关于中国经济风险问题，人们现在通常都会提到金融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和产能严重过剩的风险。然而，在笔者看来，美国TPP协议、诸侯经济和东部产业断层化可能带来的风险更加值得我们关注。

一、美国TPP协议可能带来中国经济安全风险

长期以来，亚太地区在区域贸易自由化及经济合作上缺乏共同的原则、规则框架及一致的利益。谁主导了这个该区域合作进展中多边推进、排他性的、覆盖范围广泛的规则的制定，无疑以集团框架形式主导了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关系。

美国于2009年开始积极推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进程时，美日拟联手主导亚太经济合作框架规则意图明显。美国欢迎日本澳大利亚、越南等国参与TPP，但从未邀请中国参加。

美国主导TPP的目的之一是重塑并主导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稀释中、日等国的区域影响力，并将亚洲尤其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纳入到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之中，从而制衡中、日、韩等区域大国的经济影响力。但是，考虑到日韩与美国之间的紧密政治关系，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次主要是针对中国，意在削弱中国的区域经济影响力。特别是美国拟推行的TPP合作将环保条款等列入的“高质量”协议，亦包括：劳工、知识产权、农业等敏感问题。这对于中国工业化粗放经济增长的中国来说无疑会构成压力。如果美国主导下的TPP获得亚太经济合作进程中的规则制定权，那么，中国在亚太经贸合作中无疑受到了广泛的排斥。

根据WTO规则，各区域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国间的自由贸易及经济合作推进协定，可以优于并提前于WTO的推进顺序。那么，区域经济组织内部的成员国之间达成的承诺则可以不必遵守WTO关于非歧视性原则、公平贸易及透明度原则。特别是区域集团不必遵守WTO关于非歧视原则中的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使其仅在区域内对成员国发挥作用。那么，一旦美国以TPP主导了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并在成员国扩大后形成规则的制定现状，那么，必然使其作为既成事实，替代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那么，无疑使中国受到排挤，甚至排斥在这个规则之外。

TPP一旦形成气候，中国与亚太地区其他参与TPP的成员国之间将会被美国所设置的新的战略性壁垒所隔离，包括：在货物贸易的关税、费用等方面，一成员给予其他任一成员的优惠和好处，可以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所有成员。而中国被排斥在外的情况下，则受到区域排斥及歧视性对待；同时在成员国之间享受商品及投资等的国内税收、费用及各类法规等的国民待遇时，中国亦会被排斥在外。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强调高等级的合作范围。这会将TPP的战略合作指向能源及环保等领域，如果其主导的谈判规则通过，将被推行到亚太区域各国国家作为普遍原则与标准。这种情况下，进而会直接导致孤立中国的第二阶段对峙形势升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会以碳排放和温室气体控制为外贸武器，增大中国对外贸易与合作成本，削弱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利用TPP区域集团力量提升政治口径，与日本及东南亚与中国南海纠纷各国展开合作，提升中国在“马六甲困局”的政治军事意义，约束中国与中东之间的能源战略合作，并将中国锁闭于“马六甲”困局中。

二、诸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带来巨大挑战

对一个转型国家来说，拥有一个强政府至关重要。东亚国家兴起过程中成功的产业转型，以及美国与日本的工业化过程，都是依赖“强国家”作用的发挥。今天，即便新自由主义支持者的世界银行也在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高质量的国家治理是实现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中国当前处于“体制转轨”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央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面对渐进转轨进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不完全问题，以及转轨之路上的风险，中央政府能够且有必要发挥转轨控制者的角色，推动实现可持续的、稳定的转轨：一是转轨的“可持续性”要求中央政府塑造增长共识，保证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不被削弱，为经济增长带来持续动力，并充当转轨之路上的“舵手”，密切观察并调整转轨路径及其方向，避免转轨走入死胡同；二是转轨的“稳定性”则要求中央政府通过对转轨目标的调整不断贴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体现其执政的合法性，同时处理转轨存在的不确定风险，避免风险的不断累积或转轨可能带来的剧烈的社会震荡。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必须对转轨进程进行有效控制，通过有选择的集权保持一定的人员与资源控制力，维护并推进市场为中心的改革，为制度变革维持一个稳定的环境。

然而，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的诸侯经济则在较大程度上对此构成了挑战。在中国多层级、多地区的政府关系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央政府更为关心宏观的经济走势，关注全局的利益平衡以及社会福利状况；而地方政府更为关心的是辖区内的财政资源、经济发展与公众福利，在根本上决定了两者行为的重大差异。

诸侯经济带来的危害十分巨大。一是使得中央决策和战略部署无法落地。早几年，就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对地方失去了控制权，政令甚至由“不出北京”演变为“不出中南海”(郑永年，2010)。更有人认为“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地方政治”。二是为了局部利益而做出损害整体利益的事情。在政治晋升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官员不仅会去做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事情，而且也会去做不利于其竞争对手所在地区的事情(如保护本地企业、阻止外地的产品进入木地市场)。在缺乏外部、冶理机制的情况下，省域间的竞争陷入了囚徒困境，任何一个地区都不愿放弃这种“以邻为壑”的分削式发展策略。我国房地产市场迟迟步入进入健康发展轨道，过剩产业越调越多，以至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难度巨大，都是诸侯经济作祟带来的恶果。三是影响国家安稳。在前苏联，中央权力分散下放给地方，成了改革的目的而不是手段。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削弱和各地区、各团体派别利益的不断巩固，中央政府威信日益低落，地方不仅拒不执行联邦的某钱指示，有时还联合起来干预中央政权。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实际上是完成了“地方权力中心自决”的过程，并直接导致了一个雄据世界多年的大国解体。中央政府的权威性丧失，是导致原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东部地区存在产业断层化风险

东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一半，其产业空心化迹象值得高度关注。产业空心化的定义最早来自1982年，B.布鲁斯通和B.哈里逊在《美国的脱工业化》一书，认为产业空心化是指在一国的基础生产能力方面出现了广泛的资本撤退。日本学者高野邦彦认为产业空心化是特定地区为基础产业的衰退，即新产业的发展不能弥补旧产业衰退而形成地区经济的极度萎缩。两种定义角度不太一样，但实际含义基本一致。这里所说的基础生产能力和基础产业，对应的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产业空心化往往形成于一国在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外移过程之中，当旧的产业外移，而新的产业尚未形成，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产业断层了，即空心化了。需要注意的是，当今世界实体经济中的产业空心化往往伴随着虚拟经济的泡沫化，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领域撤出之后往往就流入第三产业，突出表现为房地产价格泡沫化和虚拟经济中金融衍生品泛滥。在产业空心化、房地产价格泡沫化和金融衍生品三方面合力作用下，具有介稳性特征的金融系统变得更加脆弱，最后由于局部的失衡就会导致金融危机。

产业空心化的危害非常巨大，上世纪的几次大危机包括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亚洲经济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都是产业空心化的典型案例，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产业空心化起源于产业转移，产业转移则起源于生产成本上升。近几年来，我国生产要素尤其是价格快速上升，东部地区的要素价格不仅明显高于中西部，而且大大高于周边国家。2012年七月ChinaBriefing的调查显示：中国工资大约是越南、老挝、印度尼西的2倍，印度的2.3倍，柬埔寨和孟加拉的3倍和缅甸的5.5倍。

在这种情况下，东部地区成为了主要产业转出地。从产业转移的类型上看，东部地区转出产业如今主要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等加工制造业为主，如玩具、制衣以及水泥、矿产资源加工产业等，并呈现出逐步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的趋势；其次，从产业转移的规模和范围上来看，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其转移速度不断加快。如长三角的产业转移主要对象为苏北地区、安徽等临近地域，现在已扩大到山西、陕西等中西部省份。

在传统传统密集型产业的不断向外转移的同时，东部地区应积极发展培育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为主的产业，但是由于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培育投入成本大、成长速度慢，至今仍然处于培育之中，无法独挑大梁，填补传统密集型产业转出所留下的空间。主导产业出现了“青黄不接”情况，产业空心化问题开始显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同时，今年以来东部地区经济“房地产化”迹象进一步显现:一是东部地区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比在全国为最低，但房地产投资增速却为最快。1-4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3%，快于房地产投资0.9个百分点；东部地区房地产投资增长高达17.7%，反而快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个百分点。二是根据调查，全国有12个城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土地出让金占同期一般性财政收入之比）超过了80%，除了合肥、昆明之外，其余10个皆为东部城市。11个东部省市中一半省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了50%。

实体产业“空心化”对当前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而经济“房地产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则主要体现未来。由于在房地产市场，越有钱人买房越早，越穷的人越面对更高的房价，这种供需双方的“剪刀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高房价对有效需求的透支程度。今后随着自主性商品住房的推出和反腐的持续推动，可能进一步拉动供需“剪刀差”，因此未来需要重点关注东部房地产市场泡沫可能对经济带来的冲击风险。

四、防范风险的相关对策

1、双管齐下，破解TPP可能带来的对中国经济“冷战”的风险

（1）积极推动其他的多边经贸合作，对冲TPP带来的影响

第一，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经济合作。从亚太地区多元化自贸推进步伐的战略伙伴协议看，目前覆盖面最广泛的为RCEP。它覆盖了东盟10国与中日韩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从2012年8月东盟经济部长在柬埔寨西恩里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目标与指导原则》到2012年11月举行的东亚峰会期间，都得到了六个对话伙伴的支持，一致同意从2013年开始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若RCEP谈成，将涵盖约35亿人口，GDP总和将达2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1/3，所涵盖区域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

第二，积极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注重与中东、西亚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之间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与制度化合作框架。同时，在积极开拓并保障马六甲海峡经济要塞的安全商贸通道的同时，加强能够绕过马六甲咽喉直接进入印度洋沿岸出海口的商贸基地的建设与安全，促进与缅甸、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单边多变贸易一体化推进步伐，进而形成政治、军事一个声音说话的战略性制度协调的保障。

第三，积极扩展东北亚区域合作，在东北亚合作中除了中日韩的FTA谈判，更需加强重视与俄罗斯之间的单边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的推进步伐，进一步将经济协同与政治安全加以制度化推进。

（2）提前做好适时参与TPP谈判的准备

第一，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参与TPP谈判。中国前期可以密切跟踪研究TPP谈判议题和进程，根据世界经济形势、国际政治格局，权衡自身综合利益以后，选择合适的时机参与到TPP谈判中来。可以采取列席或者观察员的方式参与协商，待到时机成熟可以全面参与。如果TPP谈判进展十分顺利、中国台湾要求与其他经济体进行FTA谈判的舆论压力越来越大，中国可以果断加入TPP谈判，推动TPP成为亚太自由贸易区。不过从当前发展形势来看，美国并没有明确提出要中国参与，可见其具有更深层次的战略考虑。

第二，制定应对劳工标准和绿色环境标准贸易壁垒的预案。美国希望通过TPP谈判，将其打造成一个21世纪贸易协议的标准模式。其实质是想继续主导新时期全球贸易规则，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成本增大的情况下，转而依靠区域贸易协议，将其主张的多边贸易议题先行纳入到区域贸易协议谈判中来。可以预见，无论是在多边还是区域层面，劳工标准和绿色环境标准议题的谈判将会加快。中国应该制定自己的谈判预案，制定切实的应对措施。未来中国企业将会面临来自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的冲击。中国应该在国际劳工标准和绿色环境标准制定中发挥作用，体现自身利益，否则将会陷入被动局面。

第三，在产业层面上做好准备：发展绿色制造业，提升现代服务业。美国做好了两手准备，如果多哈回合无法满足美国对劳工标准和绿色环境问题的关注，那么美国将会借助TPP来推行这些标准。加之美国国内已经开始实行绿色制造业计划，有可能出台针对中国的绿色环境贸易措施。中国应该提前做好准备，发展绿色制造业。另外，TPP协议达成将促使服务业的自由化进程将加快。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贸易政策委员会举行的TPP谈判征求意见会议上，美国服务业联合会（Coalition of Service In-dustries，CSI）提出服务业应该是TPP谈判的重点，因为美国服务业占据GDP的80%，吸纳了80%的就业人口。在TPP谈判中美国应该重点关注快递服务、金融服务、电子支付、电子商务、电讯服务、视听服务、知识产权和能源服务等服务部门的市场准人、透明度和投资者保护问题。中国应该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大国博弈提供坚实的国内产业支撑。

2、加速政府改革，打破诸侯经济格局

显而易见，破解诸侯经济的关键在于加速政府尤其地方政府的改革，重点加速推进下几个方面改革：一是“不管”生产要素。缩小征地范围；利率市场化；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二是“不管”企业投资。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核准。三是建立统一市场，尤其是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反对地方保护，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的优惠政策行为。四是调整政绩考核标准。根据随后出台的《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中央将不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强化约束性指标考核，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消化产能过剩、安全生产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科技创新、教育文化、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的考核。五是为了抑制地方政府非理性发展经济的行为，政府负债将成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可以预见，上述改革措施一旦落实到位，地方政府不但失去直接干预市场运行的客观途径，也不再会有强烈干预市场运行的主观意愿，诸侯经济格局将自然被打破。

3、加速东部产业升级，打造创新型经济驱动模式

东部地区在积极落实国家相关调控政策、逐步化解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同时，比照先行国家成功经验，积极推动制度创新，建立与完善有利于社会创新发展各类机制，推进东部地区率先完成由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从而摆脱经济下行通道，成为我国创新经济增长极。

第一，加大对优质企业的扶植力度，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避免因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主导产业缺位而引起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在扶持主导产业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对于其所在产业链的培养和支持，使主导产业上下游企业获得政策优惠以促进主导产业更好的发展，增强地区主导产业的生命力。

第二，东部地区应该加大科研开发支持力度，扶持中小高科技企业，以此来大力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培养高生产率和高附加值的新兴制造业，以填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出形成的空白。同时，对于本地存留的传统产业也要进行不断创新，鼓励其开发核心技术，创立自主品牌，以培养传统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本地留存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要求大量的人力和知识资本投入，以加强生产的知识密集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就整个服务业来说，服务业的发展能够吸收大量剩余的劳动力，并推动第一、第二产业的服务化水平提高，对制造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第四，注意对东部地区留存中小民营企业的扶持。从目前来看，东部地区中小企业面临“倒闭潮”，民营资本纷纷抛弃实业转向房地产、金融等产业，容易出现经济泡沫化。因此，东部地区应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解决其融资困难，促进其自主创新，为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尽快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导资金向实业回归，防止“去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东部地区还要注重人才的培养。加大财政上对教育的支持力度，培养优秀的技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与此同时还要招贤纳士，吸引外来人才，进一步提高东部地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