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现行的是综合运用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的货币政策间接传导机制
完整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三个部分。当前,我国建立起来的是间接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概括而言就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主要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再贷款和再贴现等一系列间接调控工具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
完善货币政策调控关键在于理顺和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各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随经济发展水平、金融结构差异、金融深化和开放程度等因素的不同而存在区别,但大都可以归纳为四层次、四环节和五渠道。从层次而言,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从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从政策工具的选择和操作开始层层递进,直至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作用的发生机制是从低到高的;从环节而言,货币政策从中央银行→货币市场→金融机构→企业(居民),作用的发生机制是自上而下的;从渠道而言,主要通过信贷传导、利率传导、资产价格传导、汇率传导和预期传导五个渠道作用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并最终影响实体经济,作用的发生机制是多管齐下的。
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框架与上述归纳基本一致,但建国以来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无论是最终目标、中间目标(包括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还是政策工具均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1948-1978年)。当时采用的政策工具包括信贷现金计划、信贷政策、利率、行政手段等,主要采用直接调控的方式。缺乏具体的操作目标,中介目标主要依据四大平衡思想,即财政、信贷、外汇与物资各自平衡和统一平衡。最终的调控目标是发展经济和稳定物价;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后二十年(1979-1997年)。政策工具包括信贷现金计划、再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信贷政策、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窗口指导等。操作目标从贷款规模过渡到基础货币,中介目标从贷款规模过渡到贷款规模和货币供应量。最终目标也从发展经济、稳定物价到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第三阶段为间接调控阶段(1998年至今)。政策工具主要为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利率、再贷款、再贴现、信贷政策、窗口指导等。操作目标在关注基础货币的同时越来越关注市场利率,中介目标在关注货币供应量同时还关注贷款总量。最终目标确立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二、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有鲜明的转轨特征
在1998年取消信贷限额管理后,我国开始以信贷总量来调节货币,至此进入货币政策的间接调控阶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微观经济主体、金融主体的地位增强与发展壮大,货币政策进一步转型,逐步采用了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利率等政策工具进行调控。近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金融多元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方面的大发展,间接调控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逐渐完善,并不断适应新的变化,创设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等一系列更加市场化的政策工具,并积极使用。以往主要依赖信贷渠道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已然发生变化,利率、资产价格、汇率和预期渠道的传导作用更加突出,多管齐下的效果更加显著。
但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尚处于转轨过程中,货币政策目标受到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经济发展不平衡、结构性格矛盾突出等因素的影响,调控体系比较复杂,数量型、价格型等多种方式都要发挥作用,货币传导机制还不够顺畅。随着市场经济体改革、金融深化发展、金融不断创新与内外开放,货币的传导机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的数量型调控效力被严重削弱,价格型调控地位明显上升。特别是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多元化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正处在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关键阶段,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加快转型和顺利衔接势在必行、不容有失。
三、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多元化将进一步加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转型
经过了20年左右的渐进式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已进入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攻坚阶段,金融业务、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愈来愈呈现多元化趋势,以信托和银行理财为代表的影子银行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蓬勃兴起,存款分流与金融脱媒加剧。加之我国正在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金融危机后的国际金融秩序进入重构阶段,金融风险积聚下监管进入宏观审慎新阶段,这一切都深刻改变着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原有的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以信贷传导为主要渠道的传导机制已经越来越无法精准、科学的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从中央银行→货币市场→金融机构→企业(居民)的货币政策传导环节来看,在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多元化的影响和作用下,尽管内在逻辑没有改变,但链条中的各个环节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货币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变革首当其冲,企业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不断凸显,这些都大大改变了中央银行的政策传导。(1)就货币市场而言,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票据市场发展迅速,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在2007年Shibor作为基础利率体系正式推出以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在国内货币市场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改善。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市场参与主体不断增加,市场不断规范,基础建设日趋完善,交易规模不断扩大。票据市场也已成为我国银行间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业务不断增加,流通转让更加频繁。(2)就金融机构而言,银行业一家独大的局面已然改变,证券、保险、基金、信托公司的发展十分迅猛。金融机构改革继续深化。公司治理进一步完善,民营资本在金融机构的比例不断上升,自主定价和风险管控能力不断提升。但同时,银行同业业务、表外业务持续增长,信托、理财业务加速发展,风险隐患不容忽视。证券期货公司稳步增长,业务进一步多元化,基金公司创新发展成效明显,机构投资者类型有所增加。保险机构的数量和种类也不断增加,网络销售渠道大力拓展,市场化改革积极推进,投资范围进一步拓宽。(3)就企业和消费者主体而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愈发凸显。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形成。企业融资渠道趋于多元化,对价格敏感性提高,对市场反应更加迅速。上述三个环节的深刻变革,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水平和工具选择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货币政策传导层次关系来看,在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多元化的影响和作用下,政策工具的选择更为多样和市场化;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可控性减弱使得操作目标失准;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可控性及与经济的稳定相关性不断下降,与利率目标之间关系日趋复杂、相互牵制,致其中介目标的作用暴露出失效的迹象。以上变化大大影响了最终目标的实现,数量型调控效力严重削弱,价格型调控地位明显上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面临重大变革。
从信贷、利率、资产价格、汇率和预期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来看,在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多元化的影响和作用下,信贷渠道传导效果被弱化,利率与资产负债渠道的传导作用增强。此外,随着中央银行信号释放的可信性不断增强,中央银行的权威地位将不断确立,预期渠道趋于顺畅;随着汇率改革的不断推进,汇率渠道也将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终将深度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