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速从2007年的14.2%骤降至2014年的7.3%，主要原因之一是投资效率不断降低，原有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逐渐丧失生命力。要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将投资增速限定在可使得居民消费增长实现最大化，这就是经济增长的“黄金律”。

一、什么是经济增长的“黄金律”

从各国经济增长实践可以看出，随着储蓄率上升，投资和资本存量增加，进而提高经济增速。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奇迹，以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实例，验证了一国的储蓄和投资是决定人均资本存量和收入水平的关键性因素。既然高储蓄率可以带来更高的收入，是不是储蓄率越高越好呢?答案并非如此。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德·费尔普斯沿着索洛创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思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研究了储蓄和消费的数量关系,发现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黄金律水平的内容是：如果对人均资本量的选择使得其边际产量(MPk)等于折旧率(δ)、人口增长率(n)和技术进步率(g)之和,那么,人均消费水平就会达到最大化。用公式表示就是：MPk=δ+n+g。支持该人均资本存量的储蓄率,就是实现人均消费最大化的最优储蓄率或合意储蓄率。否则储蓄和投资都处于非最优的状态。费尔普斯揭示的“黄金律水平”，给出了判断一个经济是处于、高于还是低于黄金律状态的标准；MPk-δ=n+g，表明经济处于黄金律状态，储蓄率是合适的；如果MPk-δ>n+g，表明经济运行低于黄金律状态,储蓄率偏低，这时增加储蓄有利于达到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如果MPk-δ<n+g，表明经济运行高于黄金律状态,储蓄率偏高,这时减少储蓄有利于消费和经济运行。

费尔普斯提出经济增长的“黄金律”的概念是要说明，经济增长的目的不是产出的不断扩张，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积累存在一个最优水平，如果社会储蓄率过高的话，就会降低人们的长期福利，从而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二、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根本原因在于投资效率不断降低

依据“黄金律”可以将劳动与资本比率视为一种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即认为平衡增长路径中劳动与资本配置存在最优化的条件,并通过调整劳动与资本比率,可以确定一种可预期的经济增长速度。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就是资本劳动比例失衡，或者更明确的说，投资过度的结果。

近年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减小。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发挥的乘数作用看，1999-2000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每一元投资可以拉动2.5元GDP增量，而到了2013-2014年，每一元投资仅能拉动0.73元GDP增量。投资乘数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过度投资造成的资本边际产出效率降低。2008年后是我国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经济结构调整期，但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不仅没能及时调整投资结构，反而在应对危机的刺激政策主导下对传统产业过度投资和盲目投资，结果产生大量无效投资，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和设备利用率下降。例如预计我国钢铁需求量峰值为7.3-7.8亿吨，但2013年底产能已大大超过8亿吨，行业设备大量闲置，设备利用率不足。当前的产能绝对过剩与之前能够依靠经济增长化解的相对产能过剩有很大区别，产业设备利用率不会随着需求恢复而上升到合理水平，大量闲置产能最终将在没有发挥出经济效益的情况下被淘汰。

三、继续抓投资将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

当前，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政策刺激力度不断加大，大批投资项目上马。2015年5月18日，各地6个大型基建项目获得审批，包括济南至青岛高速铁路等4项铁路建设项目以及2项城市轨道交通的近期建设规划，预计投资总额达到2436亿元；5月20日，南京、南昌与呼和浩特3个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又面世，总投资额近2152亿元。大规模的投资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快速反弹的主要刺激因素，但2014年以来，这一轮投资刺激计划的效果并不明显，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不仅如此，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事务的弊端逐渐显现，政府投资的负面作用也在强化。首先，在社会财富的大盘子里，政府、企业和居民家庭的财富分配存在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政府拿的多，则企业和居民家庭必然拿的少。当前，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越来越明显。一是在宏观经济不景气、企业杠杆率较高的背景下，政府投资挤占信贷资金，客观上抬高了社会融资成本，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二是更多的政府投资意味着更多的政府财政收入，客观上挤占了居民收入，政府把大量资源用于投资领域，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其次，在资源配置的关系里，政府配置和市场配置存在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政府配置的资源多，则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无法发挥出来，资源错配的概率就越大。

四、要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就必须遵循“黄金律”

费尔普斯经济增长“黄金律”理论对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仍具有强大的指导意义。费尔普斯提出,如果要让一个国家经济的GDP达到最大化，最好的经济政策不是让大家不吃不喝，把钱都省下来进行投资，而是应当把投资率和储蓄率维持在消费最大化的水平上。当前，只有释放居民消费需求，才有望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

从消费政策的可行性来看，当前消费政策有较大施展空间。从长期看，随着居民收入持续增加消费增长空间较大；从短期看，在消费领域出现了出国消费火热、居民消费倾向有所提升等新特征，为制定消费政策提供了抓手。政府应当抓紧扶贫攻坚，实现低收入阶层收入倍增，并加快培育中产阶级，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从而实现以居民消费为持续动力的经济较快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