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西方媒体、投行等机构、专家学者大肆宣扬中国“崩溃论”，也有少数国内跟风附和者。但是“经济崩溃论”一次次被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所击溃。新一轮改革红利、更高层次对外开放、经济结构升级、投资消费内需空间巨大等一系列有利条件助推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正视目前产能严重过剩、财政金融风险上升、房地产泡沫、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等突出矛盾和问题。

一、中国“崩溃论”出现荒诞新形式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崩溃论”诞生以来，西方媒体、投行等机构、专家学者大肆宣扬中国“崩溃论”，也有少数国内跟风附和者。

1998年10月，《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几家最大的银行“严格说来已经破产”。报道引述某评级机构的未具名分析师的话说：“存在一个大黑洞，没人真正知道问题到底有多深。”1999年，正当中美之间就一份贸易协定的谈判处于最后关键阶段之际，《经济学人》在1月和2月刊登的几篇报道中说，中国因为“通货紧缩”和“庞大的”企业债务而不堪重负，四大国有银行“资不抵债”，而出口“增长缓慢”。2001年7月，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因出版《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声名大噪。章家敦认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已经高到不能维持的地步，并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五年”。

“中国崩溃论”的下一轮大爆发始于2003年夏天。在《一场不良贷款泡沫：银行业危机剑指中国》的标题下，《纽约时报》国际版的一位社论撰稿人谈到中国的“巨大”金融危机。随后在2003年9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称，“银行鲁莽放贷——让人想起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储贷危机之前的状况——可能正在造成一幅不可持续的繁荣景象，而这最终的结局可能会非常糟糕”。

2013年12月22日，章家敦在福布斯网站上发表文章，声称中国房价飙升股市暴跌企业倒闭，2014年崩溃不可避免。今年2月23日，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文章，原题：颠倒的宣传：中国如何愚弄了《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和其他一厢情愿的专家。因此，中国“崩溃论”出现了荒诞的“新变种”：有西方学者称，近年来不绝于耳的“中国崩溃论”的最终消息来源竟然是中国政府一个旨在“混淆视听”的宣传项目。中国实施这一项目是要造成美国政府的拖延和自满，使其不能及时制止中国的贸易欺诈和知识产权窃取行为。

二、中国经济具有良好发展前景

宣称“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人，所持理由不外乎三个：投资、房地产、信贷三大领域存在泡沫，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过大，人民币汇率带来的贸易优势逐渐丧失。然而，“崩溃论”一次次被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所击溃。事实上，按照不变价计算，2013年中国经济规模是2003年的4.2倍，是1998年的6.7倍。对于美国的决策者和贸易谈判者而言，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应考虑因素是中国的出口增长——从1998年的1837亿美元攀升至2003年的4382亿美元和2013年的2.21万亿美元。所谓中国有意引导崩溃论更是无稽之谈。中美两国正在努力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的，“大太平洋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当前，中国经济具备保持合理增速的有利条件：首先，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制度红利，将极大激发市场活力。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改革由中央统一领导，有助于打破各部门、各地区和各行业既得利益，确保改革取得实效。各领域改革将极大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作用，调动企业尤其是民营经济积极性，释放制度改革红利。

其次，国家努力打造“经济升级版”，优化结构增强发展后劲。一是产业的结构不断优化，2013年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6.1%，比第二产业比重高2.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二是高技术制造业比重进一步提高。2013年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8%，快于规模以上工业2.1个百分点。三是地区投资结构进一步改善。2013年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22.2%、22.8%和18.4%，均快于东部地区17.9%的增速。四是城乡结构进一步优化。2013年城镇化率达到53.73%，提高1.1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高2.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第三，我国国内市场空间广阔，扩大内需潜力巨大。在高铁、地铁等城市基础建设、信息基础设施、节能减排、棚户区改造以及保障房建设等领域仍有较大的投资需求空间。国家努力打造信息消费、健康服务业、养老服务业、社区消费、文化创意产业等新的消费增长点。我国不断突破户籍、土地、教育等制约城镇化发展的障碍，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为内需增长注入新动力。

第四，上海自贸区建设加快推进，将拓展我国经济增长新空间。上海自由贸易区内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大力推进金融、物流、航运等服务业放松管制，加大开放力度。这将有助于推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优化经济结构，实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服务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有利于培育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第五，宏观调控水平不断提高，宏观政策仍具备运用空间。2013年以来，我国在宏观调控上创新思路，提出了“底线思维”理念，采取了与“稳中有进、稳中有为”相配套的政策措施。总体上讲，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仍具备较大的空间，国家总体资产负债安全，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余额均处于国际警戒线内，除了扩大财政开支外，也有加大营改增等减税政策空间。与主要大国相比，我国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较高，存款准备金率更是接近历史高位，如果经济运行面临明显下行压力，货币政策仍有一定灵活操作的空间。

三、客观正视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从中期来看，我国发展既处于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矛盾凸显期。从短期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转型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近年来经济的震荡和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地方政府债务、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收入分配失衡、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相当严重。因此，我们决不能对已经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客观正视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首先，产能过剩抑制制造业生产。一方面，我国产能过剩行业已从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另一方面，过剩行业的投资仍在增长，而且大部分为现有水平的重复投资，新的中低端产能继续积累，必将导致过剩程度进一步加剧。严重产能过剩问题必然会抑制制造业生产企稳回升的高度。

其次，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明显上升。目前，我国财政问题与金融问题不断交织，导致系统性风险加大，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近年来，财政收支矛盾日渐显现，加上政府融资平台负债增长较快，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断提高。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债务总额高达30.3万亿元，比2012年底增加2.5万亿元，增长9%。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形势严峻，到2012年底，地方政府债务总额达到15.9万亿元，2010-2012年年均增长21.7%。2013年6月底进一步攀升至17.9万亿元。这些负债的本息中很大一部分只能依靠出售土地收入偿还，或者举新债还旧债。为了规避信贷控制，继续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融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大规模扩张影子银行业务，随着国内企业效益下降破产增多，部分理财产品信用违约风险提高，这些因素积累导致金融风险不断上升。

第三，房地产市场分化加剧系统性风险。一方面，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泡沫风险继续累积，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房价不断飙升，远远超出居民承受能力。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由于土地供应规模不断扩大，近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较快，但产业升级步伐缓慢，难以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房地产需求不足，出现了严重过剩局面，部分城市房价出现连续下跌。一旦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普遍出现衰退，将可能引发房地产市场系统性风险，并引起融资平台偿还困难、金融机构资金链断裂等连锁反应，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第四，企业各项经营成本明显上升。一是企业实际融资成本显著提高，而且新增资金主要流向大型企业、房地产和融资平台，中小型企业融资困难。二是企业用工成本大幅提高，2005-2012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年均增长14.4%。三是污染严重、节能减排、地价攀高、水价上调等因素使企业面对的环境、土地等成本呈刚性上涨趋势。企业负担加重导致大部分企业在微利经营，影响未来投资、技改等生产活动。

第五，生态环境恶化日益威胁到来百姓的身心健康。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使得中国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中国各大城市雾霾无处不在，已经严重威胁到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四、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化解各种问题

坚持稳中求进，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把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内需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要辩证地处理好经济增长速度与发展质量的关系，努力实现不会带来后遗症的合理速度；同时，要大力化解刺激政策所带来的严重产能过剩、生态环境恶化、债务风险上升等突出的结构性问题。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通过人才红利弥补人口红利的下降，通过上海自贸区实验发挥高层次对外开放带来的红利。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人心，着力改善民生，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