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特征

在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中，除了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数量投入外，其他生产要素引发的经济增长统称为全要素生产率。数量分析显示，在1978-2013年我国平均9.8%的经济增长中，资本积累、劳动力总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贡献5.6、0.9和3.3个百分点，贡献率分别为57.1%、9.2%和33.7%，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低于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平均贡献7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韩国、台湾、新加坡，大体上与印尼、泰国等国家水平接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资本积累驱动的结果，具有明显的投资拉动特征。

劳动力转移、对外开放的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提高、科技进步、规模经济效益等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1978-2013年全要素生产率3.3个百分点的增长贡献中，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向效率更高的工业、服务业部门转移，贡献1个百分点；通过外向型发展战略，大规模利用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贡献0.9个百分点；教育水平改善带来的人力资本提高和研发投入带来的科技进步，分别贡献0.7和0.4个百分点；规模经济效应、管理水平改善等贡献0.3个百分点。

我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要素贡献呈现不同特点。1978至2001年，是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多轮驱动”阶段。通过增量改革、渐进改革和不断扩大开放，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和人口红利形成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形成了资本积累速度较快、劳动力转移加快、对外开放效应显现的局面。

2002至2008年，为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双轮驱动”经济增长阶段。以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我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居民消费则开始向住、行等高端需求转变，重化工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这一阶段表现为投资增长快，对外开放的外溢效应增强，科技进步速度加快，工业化的规模优势提升。

2009至2013年，为资本贡献上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经济减速换档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最严重的衰退，我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受到较大冲击，通过扩大内需主要是增加投资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幅度提高，但同时也导致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规模效应减小，经济效益下滑，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档期、前期扩张政策消化期和结构调整阵痛期三期叠加阶段。

表1 分阶段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百分点）和贡献率（%）

表2 分阶段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百分点）

 

二、“十三五”时期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因素分析

（一）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不利因素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既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规律的自然反映，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到位的结果。

一是储蓄率回落。2010年以来我国人口抚养比回升，老龄化进程加快，居民储蓄率下降，要素成本和环境成本提高则使企业储蓄率降低。2010年，我国储蓄率达到51.8%的峰值后出现了下降趋势，到2020年预计降至47%左右，导致投资率相应下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之减弱。

二是劳动力数量减少。自2012年以来，我国16-59岁劳动人口规模呈下降趋势，“十三五”期间年均降幅将为0.3%左右。与此同时，劳动参与率总体呈下滑趋势，使劳动总投入趋于减少。

三是劳动力转移效应降低。随着农产品和工业品、服务品相对价格的调整和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差距不断减小，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趋于缩小。预计“十三五”时期由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降至0.7个百分点左右。

四是对外开放外溢效应减少。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引进技术难度不断加大，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制约我国出口增长，“十三五”时期，对外开放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降至0.6个百分点左右。

五是环境约束加剧。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保持和改善生态环境需要占用大量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增长带来一定影响。按照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5%，测算结果显示，2015至2020年，我国GDP增速大约年均下降0.5个百分点。

（二）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有利因素

我国经济发展仍有巨大潜力、巨大余地和巨大韧性。一是我国具有生产要素组合的综合优势。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增强，产业体系完整，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二是新型城镇化生产要素集中集聚、产业间关联效应明显，将会继续释放经济增长动力。三是城乡和区域差距使得我国经济回旋余地较大。通过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可使城市和沿海地区有可能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农村和内地获得新的优势，进而使得一些产业、产品的生命周期得以延长。四是全面深化改革不断释放制度红利。随着三中全会各项改革措施的不断实施，将会极大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释放制度改革红利。五是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健全。我国既应对过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也应对过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宏观调控能力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明显提高。

（三）“十三五”时期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预测

综合考虑影响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的要素变化规律，预计“十三五”时期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在6.5%左右。如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能够比较顺利地达到预期目标，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分配更加体现公平正义，同时，世界经济增速能够达到2014年20国首脑会议提出的在未来五年提高2个百分点的目标，全球国际贸易和投资总量相应增加，我国的后发优势会发挥更大的作用，预计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达到7%左右。

基于上述分析，结合我国确定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为年均增长6.5%左右是适宜的。

三、“十三五”时期我国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预测

“十三五”时期，我国工业化将由中期向后期过渡，城镇化快速推进，我国经济将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在建党一百周年前后，基本实现工业化，实现第一个百年梦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我国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增长

中长期内，可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由潜在经济增长率决定。初步预计，“十三五”期间GDP年均增长6.5%左右。总体来看，2012-2020年，我国经济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在6%-8%之间波动，年均增速在7%左右。到2020年，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我国GDP可实现比2010年翻番的预期目标，名义GDP总量将达到105万亿元，按市场汇率计算，人均GDP将达到1.24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二）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我国产业结构将呈现不断优化升级的基本趋势。第一产业比重呈持续稳步下降态势，但由于农产品价格较高，因而第一产业比重小幅下降，2020年第一产业比重将降至7.9%左右；第二产业比重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已达到最高点，此后有所波动，但总体趋势是不断下降，2020年第二产业比重将降至39%左右；第三产业比重呈稳步上升趋势，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2020年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至53.1%左右。

表3 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动趋势预测

（三）三大需求结构逐步改善

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逐步下降，老龄化快速来临，居民储蓄率从高位回落，进而导致投资率逐步下降，消费率不断回升，居民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升。2020年，我国投资率将下降至43%左右，消费率上升至55%左右，净出口率约为2%。

表4 我国需求结构（%）变动趋势预测表

（四）人口出生率小幅反弹

由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未来几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会小幅反弹，预计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为14.1亿人，2016-2020年年均增长率为5.4‰。

（五）我国老龄化日趋严重

人口老龄化快速上升，预计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达2.4亿人，占比达到17%左右。

（六）户籍人口城镇化快速推进

未来一段时期内城镇化仍将以较快速度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健康有序推进城镇化，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按2013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5.9%计算，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年均需转户1600多万人。主要包括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在城镇就业和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

（七）居民收入水平稳步增长

随着我国人才红利的陆续释放以及生产活动向高端制造、研发、设计等领域拓展，人均劳动生产率将实现大幅提升，进而带动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

按照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居民收入倍增目标，2020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010年不变价）将达到38219元以上，2014-2020年年均实际增长6.7%即可实现预期目标；农村人均纯收入（2010年不变价）将达到11838元以上，2014-2020年年均实际增长5.8%即可实现预期目标。考虑到我国经济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态势，以及收入分配政策调整等因素，2020年居民收入实际水平将会超过预期目标。

（八）人民币汇率逐步趋于均衡水平

展望未来，尽管短期人民币汇率走势以波动为主，但人民币升值的经济基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2020年前有三大因素支持人民币保持稳中趋升的态势：一是稳定的经济增长是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物质基础。二是我国仍将保持一定贸易顺差和大规模外汇储备支撑人民币走强。三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有助于支持人民币保持较强的地位。初步预计，人民币汇率将在2020年升至1美元兑6.0元左右后基本达到均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