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经济全球化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带来了巨大机遇，中国也正在主动适应和引领全球经济的发展，更多地参与全球经济的治理，推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成立了亚投行，更好地帮助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然而，中国未来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仍将面临一系列国际挑战和难题，“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区域贸易投资合作存在诸多障碍，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使各国的竞争更加激烈，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转型带来的风险依然无法确定，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环境和生态问题考验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安全形势的日趋复杂化也使得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道路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为此，需要不断改革创新，加强与各国之间的交流、沟通和协作，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一、“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区域贸易投资合作仍需克服诸多障碍

“一带一路”是一个跨地区、具有全球视野、强调与相关各国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它的实施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要实现这一目标的时空范围广、跨度大、周期长，甚至将伴随我国新一轮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在此过程中与各相关国家的区域贸易投资合作必然面临新挑战，需要克服许多难题。

一是区域整体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较低。根据对“一带一路”战略覆盖的大约60个主要国家的统计计算结果显示，2013年人均GDP水平低于1万美元（世界平均水平为10500美元）的国家有35个。这些国家的人口总数达到39.5亿人，占全球的55.3%，而GDP仅占全球的20%；人均GDP为3862美元，仅相当于这一区域平均水平的76.5%和全球平均水平的35.7%。

二是高水平经济一体化建设明显滞后。虽然相关地区人口众多、距离相近，具有深化彼此之间经济关系的有利条件，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地缘政治复杂等原因，缺乏以本地区成员为主、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多边自贸安排和有效合作机制，制约了区域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三是区域内贸易的占比相对较低。和欧盟、北美自贸区以及东盟等在区域一体化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地区相比，“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面向区域内国家的出口和进口在全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相对较低。过度依赖于外部市场，受到区域外经济波动冲击的风险较大，同时有可能加剧区域内经济体之间的恶性竞争，压低区域整体的贸易收益水平。

四是区域内基础设施投资存在较大缺口。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发展依然滞后于其经济增长，且无论在质还是量上均低于国际标准，已经对亚洲经济发展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制约。根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未来十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要8.22万亿美元，即每年需要新增投入8000亿美元基础设施资金，而2013年，亚洲除中、日、韩三大经济体的GDP总额约为8万亿美元，用于投资的仅为25%左右，投资中用于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资金仅为20%，约4000亿美元，融资仍然存在巨大缺口。

五是贸易往来存在较多壁垒和障碍。当前，“一带一路”区域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如新欧亚大铁路途经多个国家，轨距不同，换轨操作费时耗力，各国口岸合作机制尚未形成，通行便利化程度不够，物流成本偏高，一些国家的港口设施落后，增加了相互商品和服务流通的困难程度。

二、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使国力竞争进一步加剧

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愈来愈深刻地影响到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巨大力量。迄今为止，全球共经历了四次科技革命浪潮。

第一次科技革命以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为标志，蒸汽机的广泛应用点燃了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导火索，在美、法、俄、德等国的工业生产中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使人类社会的生产突飞猛进。蒸汽机的发明，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但蒸汽机技术对经济社会呈现的是线性推动的作用。

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端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在本次科技革命中科学与技术结合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电气、电子技术对经济社会起到了平面推动作用。

第三次科技革命指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一批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广泛运用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随着因特网的发展带来的信息化的革命。信息化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对人类的贡献十分明显，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人类社会也步入了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及人类生活的作用方式是立体渗透。

第四次科技革命对经济社会的作用形式是以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为代表的先导性技术和产业的高度融合、交叉、全方位渗透，其中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高度渗透融合形成社会复合资本，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要素。

新科技革命为先发国家领导全球经济格局，进行全球产业的立体分工、生产要素及资源实现全球化配置和流动创造了机遇，这些具有竞争优势的先发国家高居产业链的高端，以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为主导的知识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或是以高附加值制造业为其产业重点，试图将后发国家置于产业链的低端，成为他们的能源、制造加工基地。后发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要想避免产业的低端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的持续动力并赶上先发国家，必须立足于新一轮的技术、新一轮的产业、用新一轮的创意催化经济发展。因此，未来我国必须主动融入全球第四次科技浪潮，发展以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支柱的先导产业，打造先导产业集群，领军亚洲板块崛起，并逐渐超越发达国家，达到全球科技领先水平。

三、全球经济转型将带来更多未知风险

经过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切实改变全球经济增长方式、反思和限制金融创新、加快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并且开始体现到主要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之中。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强金融监管、技术创新、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发展实业、大幅推进“再工业化”，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上升，反全球化势力与倾向明显走强。它们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始进入调整深化的新阶段，以这些国家为中心的国际生产、贸易与消费结构开始改变。新兴经济体尤其是新兴大国纷纷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经济发展向出口与消费并重的方向转变，优化对外贸易和投资，努力突破发达国家对核心技术的垄断，对全球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进一步凸显，在国际经济秩序重建中的话语权增大，逐渐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

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全球金融监管将有所强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监管和调控职能将有所增强，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的规则可能变得更加严密，美元作为世界中心货币的地位有所削弱，欧元、人民币、卢布等作为地区性货币的作用可能进一步上升，金融经济向实体经济回归。区域次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将进一步提速升级，欧盟、北美自贸区、东亚共同体、非盟、南美洲国家联盟等区域整合都将取得一定的成效，世界经济格局中板块鼎立的态势将变得更加明朗。以新能源、新材料、环保、生物工程、信息网络、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实现突破并得以大规模应用，这将引发第四次产业革命，推动形成国际分工、贸易、投资新秩序和能源新格局。“绿色经济”理念将成为主流，低碳、节能、环保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但所有这些变革、调整和转型都需要克服诸多困难才能实现。发达国家面临高赤字和高成本的制约，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依然不足和在全球产业分工位置依然处于低端，各自的经济转型都可能发生曲折和失误。新兴大国在继续发挥低成本优势的同时，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努力提升在全球产业链条上的位置，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正由于此，围绕新的产业制高点、产业标准与市场规则制定的国际较量将变得异常复杂，摩擦和博弈激化势必产生新的动荡和风险，整个全球经济的发展将遭遇新的不确定因素。全球经济转型过程中带来的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将使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更大的变数。

四、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日益突出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全球能源资源需求急剧增加，世界各国对各类能源和矿产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工业化行列，也使得各种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迅速增加，全球气候变暖和生态环境退化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目前全球水资源匮乏、环境恶化趋势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全球在严重缺水的条件下生活的人口不断增加，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全球生物多样性损失严重，生态系统将继续遭到破坏，地球上的物种也将持续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显著增加，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全球变暖有可能导致海平面上升，人类将遭受更多的暴风雨、飓风和龙卷风的侵袭，并频繁地遭遇严重旱灾和洪灾，气候变化议题正在改变整个世界。

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恶化将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可能会被它们带来的环境负效应所抵消。世界各国都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的挑战，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责任。尽管技术进步使得扩展和加强对稀缺全球资源的利用成为可能，但生产的增加会扩大跨国污染，一国的决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节能减排和发展绿色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增大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本。发达国家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责任方，理应承担主要减排责任。发展中国家虽然尚未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但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减排压力，实现工业化要付出比发达国家更大的成本。因此，未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框架内，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制约。

五、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在宏观层面，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尽管尚不至于引发大规模战争，但因领土领海和资源权益争端处理不当而引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难以完全排除。同时，核问题在多个方面变得越来越突出。核裁军风生水起，但是推进曲折艰难；核军控形势趋于严峻，扩散危险更加突出；对清洁能源的需求上升激起和平利用核能热潮，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和平利用核能的行列，核废料污染及民转军用带来的风险巨大；核恐怖主义被美等西方国家视为“对全球安全最迫切和最极端的威胁”，其危险性仍在上升。

在微观层面，世界人口不仅总量膨胀，而且发展极不均衡，发达国家老龄化和中东、非洲国家年轻化趋势并行发展，人口分布与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全球人口大规模流动不断变化，导致种族矛盾、文化认同危机和经济利益冲突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展开，各类国家不同程度承受社会转型阵痛，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保障压力持续上升，多国社会政治相继进入不稳定期。同时，涉及各国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能源和粮食等自然安全问题，也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模式和气候变化等因素而变得越来越突出。全球粮食短缺严重，饥饿人口不断增长，粮食危机可能愈演愈烈。大规模传染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艾滋病、禽流感等疫情继续威胁人类。地震、海啸和极端气候等自然灾害以及各种重大突发事件造成的安全威胁不断增大。

此外，恐怖主义作为上一个十年的国际安全首要威胁仍将继续发展。特别是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持续发酵，多国社会政治矛盾加深，治安形势恶化，民族主义抬头，排外情绪蔓延，这就为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滋生蔓延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而恐怖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黑恶势力“合流”的趋势可能进一步发展。

以上这些安全威胁，无论是传统安全类还是非传统安全类，其交织转化都在加深，界限越来越模糊，相互抬升共振效应越来越突出，并可能衍生新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泛安全化”趋势凸显。在此背景下，世界多数国家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将进一步上升，现有安全模式的局限和缺陷日显突出，运行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我国也将面临越来越复杂多变的经济安全形势，包括能源安全、信息安全、粮食安全等在内的一系列领域将接受更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