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过60多年的发展,成功地从低收入国家迈进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纵观其发展历程,既有汉江奇迹的辉煌,也有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黯淡。通过不断改革更新,韩国经济始终保持着相对较好的经济增长。借鉴韩国政府推动经济转型的经验教训,可以为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借鉴。
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经历了跨越、停滞、改革、稳定四个明显阶段:
一是自1962年韩国经济恢复到朝鲜战争前水平开始,韩国政府全力发展经济,视经济发展为国家首要目标。经过20世纪60、70年代的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成功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被誉为“汉江奇迹”。1961-1979年,韩国经济增速年均高达9.5%,从低收入国家一跃成长为中高收入国家。
二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受国内外经济不利因素的影响,韩国经济陷入“滞胀”。韩国政府及时做出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决策,将经济发展目标由“成长第一”转为“成长与稳定并重”,在追求经济发展、人民富裕的同时兼顾收入分配公平,以实现普惠式发展。然而受增长模式惯性影响,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转型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是20世纪90年代,顺应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潮流,韩国快速推动经济自由化,全面开放国内市场,鼓励科技创新,并分别在1995年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1996年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韩国经济遭受重创,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家国际机构的紧急融资,并推动金融改革、企业改革、劳动改革及公共改革等四大经济改革。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经济实现了“V”型复苏,并于2001年重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四是21世纪以来韩国继续推动科技创新,并适时推出了文化立国战略,积极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在信息通讯、汽车、造船、化工等领域获得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韩流和K-pop成为韩国文化的代名词,席卷世界各地。韩国经济持续中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快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表1 1972-2013年韩国经济发展特征(%)
阶段 |
中等收入 阶段 |
|
在高收入和中上等收入之间徘徊 |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 ||
中下等收入 |
中上等 收入 | |||||
年份 |
1972- 1994年 |
1972- 1978年 |
1979- 1994年 |
1995- 2005年 |
2006- 2013年 | |
人均收入(美元) |
340- 10010 |
340- 1250 |
1640- 10010 |
11650- 17800 |
19980- 25920 | |
跨期 |
23 |
7 |
16 |
11 |
8 | |
GDP增速 |
9.0 |
10.5 |
8.4 |
5.4 |
3.7 | |
CPI |
10.5 |
14.9 |
8.6 |
3.7 |
2.8 | |
产业 结构 |
第一产业占比 |
15.2 |
24.3 |
11.2 |
4.4 |
2.6 |
第二产业占比 |
34.1 |
28.3 |
36.7 |
37.3 |
37.5 | |
第三产业占比 |
50.7 |
47.4 |
52.1 |
58.3 |
59.9 | |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 |
|
|
30.4 |
40.0 |
46.8 | |
需求 结构 |
消费率 |
72.3 |
78.2 |
69.8 |
66.2 |
66.1 |
投资率 |
29.4 |
26.4 |
30.7 |
31.4 |
31.5 | |
城市化率 |
61.5 |
48.3 |
67.3 |
79.7 |
81.9 | |
人口抚养比 |
0.57 |
0.72 |
0.50 |
0.40 |
0.38 | |
政府教育投入占GDP比重 |
3.3 |
2.5 |
3.5 |
3.7 |
4.4 |
注: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下划线突出的30.4%为1992-1994年数据,下划线突
出的46.8%为2006-2008年数据。
在“汉江奇迹”阶段,韩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全方位干预、出口导向、官办金融、高投资和大企业优先发展。这种模式在20世纪60、70年代很好地契合了追赶型经济体的发展需求。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韩国经济就出现了发展速度放缓、亟待转型的迫切要求,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已暴露出诸多弊端。
1、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复杂程度提高,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实施全方位干预,而且以往过多的行政干预已经损害了市场力量的发展壮大。这种副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显现出来。首先,政府干预阻碍了民间创意,不利于创新创业。其次,在政府主导下,数量型目标的经济调控方式严重扭曲着资源配置,也导致了产业部门和阶层间的不平衡现象。
2、官办金融导致银行体系的抗风险能力不足,银行系统贷款高度同质化,集中在大企业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不动产上。韩国的金融政策一直被用作促进经济增长或培育特定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大企业集团不断扩张业务,对资金需求持续增加,金融机构就更成为韩国政府资金配置的主要工具。
3、为了维持经济高速增长,韩国持续大规模投资,投资效率明显下降。在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开发建设后,韩国传统产业已经相对饱和,基础设施基本完善,投资效率已经大幅降低,甚至出现过度投资现象。过度投资也导致企业高杠杆、高负债。为配合扩张业务,企业大量向国内外金融机构融资,并通过借新债还旧债,扩张业务和融资续借不断自我加强,企业过度举债现象十分普遍。
4、大企业优先发展导致社会资源过度集中,中小企业因缺乏相应社会资源而发展不足,体质脆弱。随着大企业集团过度投资、债务高企、财务恶化、效率降低,韩国企业的竞争力大幅下降。
在上述经济背景下,加之1979年石油危机导致的“滞胀”困局,以及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遇刺后的政局不稳,国内社会秩序开始动荡,经济增速大幅回落(1980年甚至降至-1.9%),物价飙涨(1979-1981年年均为22.8%)。在痛定思痛之余,韩国开始推动经济的市场化转型。
然而,凭借着1983年后世界经济出现持续复苏、1980年代中期低油价-低美元-低利率等三低因素以及1985年汉城亚运会、1988年汉城奥运会等契机,韩国经济迅速出现了罕有的“高增长、低通胀”良好局面。也正是由于经济景气繁荣,经济转型政策未能得到彻底执行,丧失了改善经济体质的大好机会。比如,1988年起,韩国石化、钢铁、炼油、汽车、轮胎、半导体等主要重化工企业推出了28项重大的设备投资计划,陆续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投入使用。但是其中不少重化工业设备属于重复投资,造成设备过剩闲置。又如,问题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的机制以及大型金融机构合并重组等问题始终未能顺利推进。客观地说,20世纪80年代韩国推动的经济转型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取消价格管制、取消内外贸差别政策、国营银行实现民营化、利率市场化得以完成、推动进口自由化等。但是在关键核心环节上未能实现大的突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迫使韩国接受IMF等国际组织紧急融资,同时也必须遵循IMF提出的改革措施。正是这种“外部倒逼”力量,彻底推动韩国经济完成最后的转型。
韩国自1998年起开展涵盖金融改革、企业改革、劳动改革及公共改革等四大经济改革。改革后韩国经济成功实现强劲复苏,经济增速远超同期亚洲四小龙平均水平;CPI控制在3%左右,摆脱了过去高增长高物价的弊病;失业率大幅下降,从危机期间8.6%的高失业率降至3%-4%,基本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经常账户由过去长期逆差转为连续顺差;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显著改善,利用外资大幅增加。可见,经济改革对于改善韩国经济体制、提高经济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地说,四大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成效如下:
1、金融改革
设立专业监管机构(金融监理委员会、韩国存款保险公司、韩国资产管理公司),重组金融机构。其中,银行(包括商业银行和专业银行)由33家减为19家,综合金融公司由30家减为3家,非银行金融机构由2009家缩减为1462家。通过设置公共资金,推动金融重整。韩国政府为推动金融重整,在韩国国会全力支持下,设置公共资金作为金融重组基金的财源。公共资金的财源来自韩国存款保险公司与韩国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政府保证债券、公共资金的回收金、政府编列预算设置的财政资金等三种渠道。1998年至2002年,总共筹措159万亿韩元(约1250亿美元,约占GDP的25%)的公共资金。此外,韩国还提出,强化金融规范,陆续开放债券市场、货币市场、股票市场,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促进金融市场深化等举措。
这些金融改革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一是金融机构家数减少28%。由1997年底的2072家缩减为2002年底的1484家。其中关闭和合并的金融机构达到640家。二是金融机构财务状况大幅改善。1997年底到2002年底,总计重组了586家金融机构,由于公共资金的投入,不良债权大幅减少,金融机构的财务结构大幅改善。银行资本充足率由1997年底的7%提高到2002年底的11.3%,银行逾放比率由1999年底的12.9%下降到2002年底的1.9%。三是银行转亏为盈。银行收益大幅提升,扭转了连续四年(1997-2000年)的亏损局面,2001年开始盈利。
2、企业改革
1998年下半年起,韩国政府配合IMF推动企业改革。韩国政府对于企业改革制定了五大基本原则:禁止企业的交叉持股与相互借款保证制度;要求大企业集团采用国际会计制度,强化企业财务报表及经营的透明度;缩减企业负债比率,提高自有资本比率;要求大企业专注于核心业务,减少多元化经营,并与中小企业合作;加强企业大股东与经营者的监督权责。主要作法有,一是出售与清算没有经营价值的企业。1998年6月金融监理委员会公布55家因经营不善而被列入重组对象的企业,这些企业被迫找寻被合并对象,或出售资产,或进行清算;二是解散经营不善的大企业集团。1997年初至2002年底,韩国共有16家大企业集团宣布倒闭,韩国政府要求其解散或缩编裁员;三是引进外国资金。放宽外国人购并韩国企业的限制,保障外国股东的权益;四是发展主力企业,放弃以往多元化经营策略。韩国政府要求大企业集团全力发展核心业务。在2002年底前,四大财团(现代、三星、LG、鲜京)旗下所属关联企业家数缩减一半,同时通过出售、合并及资产设备互换,在1999年底将负债比率由1997年底的463%降至200%以下;五是合并或互换企业的资产设备。由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主导,经协调后,于1998年9月3日宣布“主要企业事业结构调整(big deal)方案”,将前五大企业集团旗下所属的半导体、石油化学、汽车、航太、铁路车厢制造、发电设备与船舶用发动机、炼油等七项产业进行事业互换(Business Swap)的工作。这些改革使韩国企业财务结构逐渐改善,打破了财阀不能倒的神话,前五大企业集团间的七大产业资产互换及合并工作基本完成。
3、劳动改革
主要是成立由劳方、资方、政府组成的三边委员会,负责处理失业问题,稳定劳工市场;修正劳动基准法,废除企业终身雇佣制,允许企业必要的裁员;其他重要措施包括扩充劳动市场的供需资讯网、加强就业培训和强化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及完善失业保险等社会安全网。改革的成效主要是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有助于降低失业率,劳资关系走向和谐。
4、公共改革
一是精简政府组织,其中中央政府带头缩减职员;二是推动税制及税政改革,修正租税减免办法,缩小减免税的范围,同时简化复杂的课税体系;三是推动公共部门革新,中央政府部分权限下放地方政府,简化行政手续与便民措施,以及推动国营事业民营化。
这些改革成效比较明显,一是政府组织员工精简16%。韩国中央政府机关员工由1997年底的16.2万降至2002年底的13.6万人,减少16%,地方政府员工亦削减16%。二是国营事业民营化获得进展。1998年7月在24家国营事业中选定11家较具有企业性的国营事业进行民营化。到2002年底,已经有7家完成民营化,企业经营绩效大幅改善。
一国经济上的成功不是任何一个增长因素或某种与众不同的文化特征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是许多国际国内因素和政府支持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韩国的经济起飞条件与我国比较相似,经过50多年的发展,韩国先后成功地经历了中等收入阶段、在中上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徘徊阶段、中等发达阶段,成为追赶型经济体的学习典范,其中经济转型的关键作用尤为重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总结归纳韩国经济转型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1、切勿固步自封,要用发展眼光看待过往成功经验
韩国经济在“汉江奇迹”阶段取得了重大成功,其中政府全方位干预、官办金融、高投资和大企业优先发展都是十分可取的发展经验。但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发展经验既有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优势,也有阻碍经济持续增长的弊端。只不过在特定发展阶段,比如在追赶经济体的发展早期,其优势更为明显,且社会各方面也可以承受其弊端。当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时,过往成功模式的弊端已成为继续发展的阻力,就必须转变发展模式,推动经济转型。需要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适时调整经济发展策略,推动经济转型。
2、积极主动作为,推动关键性、破局性的改革措施
韩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推动经济市场化转型,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并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究其原因,一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经济再次出现繁荣景气局面,减弱了改革的急迫性。政府、企业、民众在经济景气时期的改革动力都是相对比较弱的。二是因为以往发展模式造就的经济格局(政企不分、财阀垄断等)有自我强化、自我修补的能力,在经济形势绝对恶化之前,很难自我否定。三是韩国政府顾及失业、金融系统风险暴露、经济失速等一系列原因,没有足够的魄力推动关键性、破局性的改革措施,比如允许企业自主裁员、精简政府规模、问题金融机构破产重组等。为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巨大破坏力,应积极主动作为,及时启动关键性、破局性的改革措施。
3、重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提高人力资本存量
教育和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提升,是创新活动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的基础。在基础教育基本普及之后,尤其要重视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促进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提升劳动力技能以及培育国家创新系统。
4、废除隐性的终身雇佣制,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和流动性
优化配置人力资源是经济增长实现效率驱动的重要手段。要废除各种隐性的终身雇佣制,允许国有企业按照商业规则进行必要的裁员,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和劳动力配置效率。加强在职培训和再就业培训,形成完善的职业培训体系,减少就业的结构性矛盾。
5、加快推进投融资体制创新,提高资本利用效率
政府用财政资金和国有企业主导经济发展对快速实现工业化有很大的助益,但不可避免会留有后遗症。一方面表现在民间投资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大,自主投资能力不强;另一方面表现在资本利用效率不高,资本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资本过度集中于政治力量较强的投资主体。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内容是,进一步缩减投资核准范围,赋予民间投资自主权,形成民间资本为主导的投资体制,提高全社会的投资效率。
6、推动政府改革,提高行政效率
在创新驱动阶段,政府角色需要转型,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由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型、服务型政府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注重提高行政效率,推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规范税收支出的同时简化税制体系,并向地方政府适当下放部分权限。
7、推进功能性的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升级
在创新驱动阶段,政府要改变过去以特定少数产业为中心的产业政策,更多地采用鼓励技术研发、人力资源开发、能源节约等功能性的产业政策。在税收方面,减少对特定产业的税收减免,对功能性的支出则允许税前加计扣除。在金融方面,减少对特定产业的倾斜性融资政策,增加对技术研发等领域的金融支持。
8、引导企业专注核心业务,降低企业负债率
在要素驱动阶段,企业投入要素进行生产即可获得一定收益,常常表现出产业多元化的特征。在创新驱动阶段,企业需要依靠效率提升和研发创新来赚取利润,需要专注核心业务,进行专业化生产。通过破产、兼并重组、资产互换等方式引导企业专注核心业务,适当剥离非主营业务,同时降低企业负债率,减轻债务负担。
9、鼓励创新创业,推动创意经济
韩国政府积极构建科技创新制度体系,采取了大量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鼓励创新创业,维护科技创新成果。1999年,韩国专门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总统任委员长,推动制定科学技术政策。韩国企业积极开展自主创新,注重根据市场需要确定研发项目,新技术产业化、商品化能力位居世界领先水平。据统计,韩国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是世界上最快的。近些年重点研发的通信技术及其产品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经济支柱产业和出口行业。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充分发挥市场对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经济平均增速比此前30年下降一半,但人均美元GDP却获得了更快的增长,这就是转型升级和创新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