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我国对外投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积极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引导更多企业“走出去”己成为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但在扩大对外投资规模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效益”。

一、二战以来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阶段性变化与特征

（一）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分布发生较大变化

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转向以发达国家为主，且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比重持续上升。但从1991年以来，美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开始出现下降趋势，从1992年的75.5%下降到2003年的71.2%。相反，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出现上升趋势，2003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累计余额达到369亿美元左右，约为1990年的3倍，占该年对外直接投资的28%。另外，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内部的配置也有所变化。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对拉美的直接投资比率由80年代的37.1%回升到44.7%；对亚太其它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也出现小幅上升。在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美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占主导地位，占美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比重保持在70%左右；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出现下降，从80年代的6.2%下降至2004年的2.4%。

（二）投资结构转向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

战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其中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典型。一是制造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平稳上升，从1950年的32.5%上升至1970年的41.3%，此后维持在42%左右的水平。二是服务业占对外直接投资比重变化大、增速快，从战前低于10%的水平迅速提高到1989年的38.4%。9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进一步发生了变化，服务业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产业。其中，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的投资额遥遥领先于其他部门，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累计投资额超过对整个制造业的累计投资额，在所有产业中的份额由1992年的27.17%快速上升到2000年的41.95%，而对制造业的累计投资份额由37.41%急剧下降到27.33%。

（三）跨国并购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长期以来，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兼并活动出现快速增长趋势，成为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同时，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中，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方式差异显著。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的方式进行，在发展中国家主要以新建投资方式进行。

（四）对外直接投资以利润再投资为主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手段出现较大变化，主要包括利润再投资、股权资本投资、公司间借贷等三种形式，而外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以股权资本投资和公司间借贷为主，利润再投资占据小部分份额，情况正好与美国相反。90年代后半期，除1994年和1998年外，其他年份美国的对外投资中利润再投资均超过其他形式的投资。但受东亚金融危机影响，东亚及拉美地区的多数国家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使得美国在该地区的投资收益严重下降，而多数年份利润再投资占所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都在50%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状况良好。

二、政府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

二战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与美国政府在资本输出方面的作用密不可分。美国政府采取的鼓励对外投资的政策与措施主要分为：对外投资法律保障、财政金融支持、税收优惠和信息技术援助等四大类。

（一）提供对外投资的法律保障

美国政府十分重视海外投资的法律支持，专门制定了《经济合作法》、《对外援助法》、《共同安全法》等有关境外投资的法律法规，扩大对海外投资的保护和支持。一是制定海外投资保证制度，用来奖励、促进和保护私人海外投资的安全与利益。二是设立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主要承担大部分国际开发署的对外投资活动业务，现已成为主管美国私人海外投资保证和保险的专门机构。三是提供海外投资的税收优惠，包括所得税方面的优惠，主要是税收减免、税收抵免、税收延付、税款亏损结算和亏损退回等，以及关税方面的优惠，主要是通过实施“附加价值征税制”实现。此外，鼓励本国企业向全世界投资，政府还积极与外国政府磋商谈判，签订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二）提供财政金融支持

虽然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主要是靠公司自有资金积累及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借贷，但是美国进出口银行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等政府机构提供的廉价借贷资本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美国进出口银行主要是促进美国产品在海外的销售，为外国大规模经济开发项目购买美国设备、原料和劳务提供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在鼓励美国企业向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国家投资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主要通过提供一般商业上所得不到的金融服务来帮助美国企业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投资，这些服务包括长期政治风险担保，以及追索权有限项目融资，均以美国政府的名誉和信用做担保。

（三）提供税收优惠政策

为了鼓励企业资本对外投资，美国政府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行纳税优惠。二战后，原有的税收优惠虽然经多次修改，但仍是政府支持和鼓励美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工具。其中，税收优惠措施主要包括所得税优惠和关税优惠。一是所得税优惠政策，包括分类的综合限额税收抵免、延迟纳税和经营性亏损结转；二是关税优惠政策，凡是飞机部件、内燃机部件、办公设备、无线电装备及零部件、照相器材等，如果使用美国产品运往国外加工制造或装配，再重新进口时可享受减免关税的待遇，只按照这些产品在国外增加的价值征进口税。

（四）提供信息技术援助

美国政府机构或政府出资创办的全国性对外投资咨询中心，主要是为美国企业和居民（尤其是投资规模较小的企业和居民）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信息和技术援助服务，而这种信息和技术援助包括：一是提供纯粹的信息服务，既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有关东道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法律制度、要素成本等信息，还通过建立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数据库等方式，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提供服务，以便于为双方企业寻找投资伙伴提供机会。二是提供可行性分析，一般来说,对外投资企业的经营者往往比较熟悉国内市场，对国外的市场技术、资金以及企业的发展状况，尤其是东道国的政治局势、政策取向了解并不多，必须借助专门机构的力量。对此，美国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投资机会和可行性分析。三是为本国企业在项目开发初期提供诸如准备法律文书、提供融资咨询、改进技术以适应东道国的特殊要求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技术援助。

三、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启示

（一）对外直接投资应遵循“就近和地区渐进原则”

针对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存在的问题，可借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初期的区位选择经验，遵循“就近原则”和“地区渐进原则”，并且还要根据我国国内产业发展的需要，考虑区位优势因素。对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策略应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的投资区域，首先，应以东南亚国家作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点区域，这些国家与我国技术发展水平相近，有利于我国小规模生产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及中国——东盟自贸区的逐步建立，将为我国企业到东南亚投资提供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其次，要兼顾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积极慎重地发展对独联体和东欧等转轨国家的投资，做到明确主攻方向，区别不同地区的战略层次和地位。最后，再逐步把投资由区域转向全球，实施投资市场的多元化。

（二）对外直接投资应契合国内转型升级的需要

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成功经验看，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重点选择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充分借鉴美国等国际上成功经验，结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做出科学的战略选择。一是发挥比较优势，转移“边际产业”，应把劳动密集型等产业转移到拥有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在当地进行生产销售，并通过产业与技术的梯度转移，在国内集中发展比较优势较大的产业，加速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二是鼓励产业内关联性强的产业对外投资，能够有效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促进产业技术的发展，从而带动和扩大国内的技术、设备、半成品、零部件和原料的出口，进而带动我国经济的增长。三是产业选择方向应与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趋势相一致，无论是美、日等发达国家还是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重点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且对高技术产业的对外投资呈现上升趋势，这也表明当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到一定阶段，产业选择与国内支柱产业的选择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吻合。鉴于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能盲目地将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但在我国未来对外投资产业重点的发展方向，对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发挥我国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作用

我国管理体制和政策落实的不到位，在一定程序上制约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我国政府应借鉴美国政府的经验，采取有效措施，改进和加强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首先，要制订和完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法规体系，依法指导和管理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其次，要完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尽快组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集中统一管理部门，诸如“海外投资管理委员会”并对海外投资变行政管理为监督管理，给予企业必要的海外经营自主权，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指标，从宏观上把握对外投资的结构、流向,使之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