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简称碳市场)指在人为主导下建立的,以二氧化碳(或者全部温室气体)排放许可权为主要标的物的市场交易机制,理论上能够以最小成本实现减排目标。目前国际上已经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建设了碳市场,促进本地区的温室气体减排工作。我国为了大力推进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工作,在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在已经过去的近4年时间里,7个省市被选为碳排放交易试点,从开始设计方案到逐个启动运行,标志着我国碳市场建设工作取得了巨大突破。在今年国家发布的《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上又明确提出研究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然而碳市场是人为建立的,为了能够切实发挥效用,在规则设计过程中必须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和挑战。虽然欧盟、澳大利亚等国的碳市场设计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我国碳市场顶层设计中仍必须认真面对国情带来的特殊挑战。挑战之一是电价管制对碳市场的影响,本文就对此利用国家信息中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SICGE模型)进行了测算。
一、电力部门是我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部门
我国2013年发电量达到5.4万亿千瓦时,其中火电发电量超过4.2万亿千瓦时,消耗了20.3亿吨煤炭,直接产生二氧化碳排放超过36亿吨,是我国最大的碳排放源部门。预测到2020年我国电力消费量将达到8.2万亿千瓦时,仍然需要煤炭发电量5.5万亿千瓦时,2014-2020年预计发电累计消耗煤炭超过150亿吨,相当于产生二氧化碳270亿吨。因此尽可能将所有发电企业都纳入碳市场,无疑是确保未来国家碳市场有效减排的必然选择。
二、电价管制对我国碳市场运行效率的潜在影响测算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存在的电价管制直接阻断了电力企业向下游用电侧转移部分碳成本的过程,从而对碳市场运行有三方面不利影响:一是使得碳市场的减排作用无法延伸到用电侧,不但没有激励电力用户节电,而且还会相对降低电价而刺激用电需求;二是使得电力企业面临扭曲的超额碳成本,提高了进入碳市场的风险;三是在前两方面直接影响的基础上,扭曲碳市场的资源配置,降低碳市场运行效率。
利用SICGE模型开展的定量测算显示,与以往行政命令式的减排手段相比,碳市场依靠市场机制更能够挖掘低成本减排潜力,从而大大降低对GDP的负面影响。如表1所示,假设“十三五”时期工业部门完成同样的减排目标,若建立涵盖所有工业部门的碳市场比使用行政命令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要降低50%左右,而且碳市场的成本优势还会随着时间逐渐扩大。
表1 碳市场和行政手段减排造成的GDP损失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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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
2017年 |
2018年 |
2019年 |
2020年 |
碳市场减排情景* |
-0.02 |
-0.03 |
-0.06 |
-0.08 |
-0.11 |
没有碳市场,行政命令每个行业碳排放同比例下降情景** |
-0.03 |
-0.05 |
-0.10 |
-0.16 |
-0.23 |
*:假设2016年所有工业部门组成的碳市场配额总量下降5%,2017-2020年每年分别下降2%;**:假设2016年所有工业部门都下降5%,2017-2020年每年分别下降2%。
但是进一步的测算表明,若存在电价管制,碳市场的成本有效性会被明显削弱。如表2所示,在多个减排目标情景下,电价管制都会导致碳市场的碳价格比没有管制普遍升高20~30%。经济分析表明,碳市场中碳价格反映的是达成减排目标的边际减排成本(即完成最后一单位减排量所支付的成本),在相同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和覆盖范围假设下,碳市场的碳价格越高就意味着付出的减排总成本越高,经济有效性越低,因此表2的计算结果表明,如果没有任何应对措施,电价管制会明显降低碳市场的成本有效性。
表2 电价管制对碳价格的影响测算
配额总量相对基准情景降幅(%) |
没有电价管制的碳价格水平(元/吨CO2) |
有电价管制下的碳价格水平 | |||
财政赤字补贴电企 |
挤占其它财政支出补贴电企 | ||||
碳价格水平 (元/吨CO2) |
碳价格涨幅 |
碳价格水平 (元/吨CO2) |
碳价格涨幅 | ||
2* |
10.8 |
13.0 |
20.4 |
14.1 |
30.6 |
5** |
30.8 |
36.3 |
17.9 |
40.0 |
29.9 |
9*** |
59.0 |
70.4 |
19.3 |
78.0 |
32.2 |
*:2016年配额总量相对基准情景下降2%,此后每年连续下降2%;**:2016年配额总量相对基准情景下降5%,此后每年连续下降2%;***:2016年配额总量相对基准情景下降9%,此后每年连续下降2%。
三、电价管制降低碳市场运行效率的原因分析
电价管制下碳价格升高的主要原因是下游用电需求不但没有受到负面影响,反而因为电价相对其他能源产品便宜而刺激了电力需求,如表3所示。这显然削弱了电力部门减排能力,迫使其他部门不得不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从而抬高了整个碳市场的边际减排成本,即碳价格上升。
除了直接造成碳市场经济效率下降,电价管制还影响财政支出,进而间接影响经济运行。由于电价管制使得电力需求未受到负面影响,但是过高的碳成本会导致一部分煤电企业的生产意愿明显下降,长期下去可能导致“电荒”。为避免电荒,往往需要政府“兜底买单”,给予发电企业一定的显性或者隐形补贴。给电力企业的补贴只有两种渠道:一是借钱实施(例如安排赤字),二是挤占其他支出。这两种渠道反过来会影响经济运行和碳市场效率。仍如表2所示,若政府通过安排财政赤字的方式对发电企业进行补贴,使其能够在管制电价情况下依然保证满足电力需求,则碳价格升高的幅度是20%左右;若政府维持赤字不变,而通过财政结构调节的方式(例如假设笼统地降低全行业的生产补贴)来补贴发电企业,则碳价格升高的幅度可达到30%左右。
表3 碳市场、电价管制对电力需求量的综合影响比较(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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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
2017年 |
2018年 |
2019年 |
2020年 | |
基准情景 |
65277 |
69323 |
73467 |
77620 |
81924 | |
引入碳市场,配额数量持续下降* |
无电价管制 |
64515 |
68275 |
72104 |
75801 |
79566 |
使用政府赤字实施电价管制 |
65694 |
69901 |
74225 |
78576 |
83100 | |
财政赤字不变,额外征收生产税实施电价管制 |
65781 |
70029 |
74394 |
78789 |
83361 |
*:2016年配额总量相对基准情景下降5%,此后每年连续下降2%。
综上所述,结合减排效果和经济影响,碳市场相比行政管制能够明显降低减排成本,但是若存在电价管制,则会严重影响碳市场的有效性。为了降低电价管制对碳市场运行效果的影响,需要采取政策措施对冲电价管制的负影响,具体而言,一方面是要补偿发电企业对冲扭曲的超额碳成本;另一方面是探索如何促进电力用户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