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本土页岩气、页岩油的迅速开发，美国实现能源独立并向外出口能源已成为可能。未来美国从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到重要能源出口国的巨大转变将会打破现有的全球能源供需模式，深刻地影响国际能源局势。

一、美国的能源独立与能源出口

美国能源独立是指，由于美国国内非常规油气资源的迅速开发、能源使用效率提高、能源结构优化以及国内能源需求下降等多重因素，美国可能改变油气进口的局面，甚至可以实现能源出口。美国国内丰富的页岩气、页岩油资源构成了美国能源独立的基础和保障。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估计，美国技术上可开采的页岩油和页岩气储量分别为580亿桶和665万亿立方英尺，占世界的17%和9%，分别居世界的第2位和第4位。[①]小布什和奥巴马两届政府都采取鼓励本土油气资源开发的措施，2003年到2013年间美国的天然气和石油产量分别增长了27%和34%。[②]美国的页岩油气资源主要分布于易于开采且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平原地区，同时美国又先进的开采技术与成熟的金融机制的支持，在未来美国能源的自给率将因页岩油气开采的优势而提高。据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美国能源的对外依赖程度将由2012年的约12%下降到2035年的约3%-4%。[③]然而，美国所谓的能源独立并不一定是本国封闭式的自给自足，这在当今世界能源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是不必要也是不现实的。未来，美国将更多的依赖本土以及加拿大、墨西哥等邻近美洲国家的能源供给，进一步优化能源进口结构，实现能源供给由全球化向区域化的转变，减少从海上的能源输入，建立西半球的相对独立的能源供给体系。

美国本土的能源开发将对美国经济振兴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据估计，到2020年美国的油气相关产业将直接贡献美国约2%的GDP，仅页岩气产业一项将创造80至250万个工作岗位。充足廉价的能源将有力地支持美国实体经济的振兴。当前美国的天然气价格仅相当于亚洲天然气到岸价格的约1/5，欧洲价格的1/4，其工业电价仅相当于我国的约20%。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将得到本土能源的有力支撑，在生产成本上获得很大的优势。美国的能源独立还将极大地改善其一般账户赤字，扭转贸易逆差，对美元构成一定的支撑。

在自身能源独立的基础上，美国还可能实现较大规模的源出口。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到2020年美国将超越沙特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同时成为天然气的净出口国。到2035年，美国将成为石油净出口国。[④]届时美国将成为西方世界能源出口的核心国家，美元在国际能源定价中的核心地位仍将保持，油气资源将构成美国在国际舞台中新的战略杠杆。在未来美国将实现由能源的主要消费国，到能源基本自给，再到成为重要的能源出口国的巨大转变。美国将在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对传统的世界能源体系产生冲击，并对国际能源格局造成深远的影响。

二、美国将在全球获得更大的战略灵活性

美国能源独立战略如果得以实现，其在全球范围将具有更大的政策灵活性和进退空间。通过自身以及北美地区的能源供给，美国对中东地区的能源依赖将大大降低，中东地区相对于欧洲和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程度降低，美国可能会相应减少在该地区的力量存在。美国与沙特、科威特等其在该地区的盟国之间原本“能源——安全”相互依赖的平衡关系将会逐渐演变为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保障的单方面依赖关系，美国将处于优势地位。维护中东地区的秩序、保障中东能源输出的基本稳定实际上是美国长期以来为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如果未来美国主动减少其在中东的影响力，中东国家维护本国、本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能力将会受到考验。该地区的政治、宗教、民族等多个方面的不安定因素将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地区乱局。而美国则可以在相对超然的立场上灵活地决定自身的介入程度。美国在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行动中极其有限的介入显示出美国已无意在维护中东秩序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如果未来中东发生更大的乱局，对于依赖中东能源的国家将产生不利影响。

在全球层面，美国保障主要海上运输线和运输节点通畅的必要性降低，其进行战略收缩的余地变大。由于保障外部能源通道负担的减轻，美国可以在未来军费削减的前提下在全球重新配置自身的战略资源和力量。美国未来在全球的战略中心将可能由欧洲、中东、亚太三个区域转变为欧洲、亚太两大区域。美国可能集中更多资源投入到亚太地区以实现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实现战略重心的东移。整体而言，如果美国得以实现其能源独立战略，其在维护全球能源供应稳定和能源通道畅通方面提供的“公共物品”将有所减少，之前“搭便车”的其他主要能源进口国需要更多地依靠自身的力量来保障能源输入的稳定。

三、美国能源独立对国际能源格局的影响及中国应对

通过北美非常规天油气资源的开发，在能源独立的基础上，美国有望建立起以自身为中心的西半球能源供应圈，对传统的世界能源体系形成冲击。目前美国的能源出口有较多的限制，其天然气资源优先向其自由贸易伙伴国出口，原则上禁止向非自由贸易伙伴国出口，同时原则禁止本土的原油出口。未来美国的能源出口范围能否扩大还要看其内部的政策变化，而其出口的方向除经济因素外明显还有深层次的战略考量。美国的油气资源最大的潜在供应对象是欧洲（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建立以后，欧盟将成为美国的自由贸易伙伴）。在乌克兰危机后西方与俄罗斯关系紧张的条件下，欧洲急需稳定的天然气供应以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而如果美国可以在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基础上大规模地向欧洲出口石油，则欧洲对中东的石油依赖会降低，而欧美的同盟关系可能会进一步深化。此外，美国还可能在TPP框架下向亚太地区的伙伴国出口能源，对日本、韩国等国构成能源支持。

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的油气生产中心的兴起，各大消费中心与能源生产国之间的关系将会进行一定的调整。传统油气生产国会更加积极地对接主要能源消费区。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的中、日、韩等国和南亚的印度，会因自身巨大的经济体量和本地有限的油气产能制约，成为世界能源消费的中心。中、日、韩、印等国对中东的石油依赖程度较高。2013年中国、日本、印度从中东进口石油量分别占到本国进口石油总量的45.1%、73.4%和61.3%。[⑤] 而中东方面也将更加依赖亚洲的能源消费需求。如果西半球的能源供应相对独立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撑欧洲的需求，全球能源消费中心东移，那么我国与欧美之间在远期中对于中东能源需求的矛盾可能缓解而亚洲国家相互成为中东能源的主要竞争者。印度进口中东能源具有地缘上的优势，并可能威胁到中国印度洋上能源通道的安全。为此我国未来可能更积极地谋求在印度洋甚至在中东地区的持久力量存在以保障能源通道的安全，并谋求与巴基斯坦、缅甸等国的合作，以陆上输油输气管线绕开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巴士海峡等运输节点。日本出于对外部能源的需求可能进一步寻求所谓“正常国家”地位并可能更多地插手南海事务。此外，亚洲各国还可能积极谋求与中东国家建立制度性的合作机制以保障能源输入的稳定。另一个美国能源独立的潜在受害者俄罗斯也将更加重视亚洲市场，扩大向亚洲的能源出口并将强在远东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地缘关系可能产生通过中国领土上的管线向日韩等其他亚洲国家输送能源的问题。这对我国来说是重要的战略机遇但也意味着需要和日本、韩国在东北亚的能源消费中进行协调。总体来看，随着北美外部能源需求的缓解以及北美未来可能对欧洲的能源支持，亚洲在未来将成为世界能源需求的核心区域。而亚洲的能源格局未来发展成为自由主义特征更强的市场模式还是现实主义特征更强的竞争博弈模式则取决于主要区域内国家对于能源秩序的建构。

我国处于未来大国博弈和能源竞争的双重中心区域，必须采取积极的策略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巩固并拓展能源进口渠道，从容应对美国能源独立带来的国际形势变化。我国应积极稳固并拓展自身的能源供应圈，拓展俄罗斯、中亚等邻近盟国的能源进口，从陆路、海路打通对接中东的通道，结合“一带一路”战略与亚洲主要能源出口国建立制度性的合作机制，并积极发展与加拿大、委内瑞拉等区域外供应者的合作，保证稳定的、多元化的能源供应。同时我国应改变原有的“搭便车”的行为方式，承担起更多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特别是维护全球能源秩序方面“公共产品”的责任，增加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在国际能源领域的影响力。此外，在未来全球油气资源供应相对充盈的背景下，作为最大的能源需求方，我国应努力争取能源交易中的人民币结算，并扩大我国在全球的能源定价权。